俗语:做事难,做好事难,一辈子做好事更难。
糊涂难得,难得糊涂,真糊涂遇着假糊涂。
苟成艮难以承受这次失败的打击,自己几十年培育的人脉哪儿去了?是时代变了?还是人心变了?他躺在炕上,扪心自问,回顾这几十年自己走过的历程,凭良心说,虽艰难曲折,但也混的体面。自己这一辈子从天真无邪的儿童团员,到满腔热忱的青年时代,已经把一颗火热的心交给了党、于党的伟大事业。是什么时候自己学会溜须拍马的?从互助组长到生产队长到村一把手,每一步付出多少努力、经过多少周折,实在是不容易啊!没有眼力劲儿,不会当面奉承、随机应变,谁能长久立于不败之地?即使办过几件有损他人、有愧良心的事情,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谁还没丁点私心?一想到这一层,自己就觉得心安理得了。
过去这山旮旯里的人,没文化、觉悟低、好糊弄,村干部相对好当。不就是上传下达、呐喊着社员出地干活儿、完粮纳税这点事吗!那时候村干部有丁点便宜就觉得满足,只有小心谨慎,不为人知、不出大样,头上的乌纱帽还算稳当。
在那段勒紧裤腰带的非常时期,村干部多得三瓜两枣,那就算特权享受了。饿得头晕眼花的社员群众,啥也看的清清楚楚,可他们脑皮厚、心胸宽,不愿意与领导们争食,也不愿意把那层窗户纸捅破。社员们有他们的办法,干部们明拿,社员们暗搞,为了生存,小偷小摸也是人干的,只是苦了那些没胆子、没劳力的,要不然,翠翠能为了那一点点救命粮把贞节不当回事吗?一想到翠翠,心里头就酸溜溜的不得劲儿。不由得回头看看曾经和他大吵大闹过的老伴米玉佛,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那时候运动多,客观上对村干部有一种震慑作用,当干部占点便宜总是提心吊胆的,人们是这么描述村干部的:春天是红人,夏天是忙人,秋天是累人,冬天是罪人。谁也说不准冬闲的时候会遇上啥运动,辛苦劳累了一年,就因为多吃多占了那么一点点,被群众揭发出来,整绰上几天几夜,把吃进去的再捋出来,这种丢人现眼的事,屡见不鲜。要是没有一套防患于未然、随机应变的脑瓜子,能平安走到今天吗?
最让他记忆深刻、心惊肉跳的是那混乱的十年。“当家三年狗都嫌”,他自然成了第一个被打倒的对象,大字报贴了一层又一层,画着黑叉杠的苟成艮三个大字,那时候他才真正认得自己的名字是几笔几划。好在自己有先见之明,会声泪俱下地痛哭流涕,会及时地讨好吕耕田、金大浪那一帮革命闯将,任何时候他都站在造反派一边,高唱着革命歌曲,斗私批修、破除四旧、砸庙铲坟,永葆革命青春。结果是根正苗红的薛弥关因他的揭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而自己却被解放出来,又被结合进革委会。无毒不丈夫,不上高山不显平地,第一把交椅就应该是俺苟成艮的。
几十年风风雨雨,摸爬滚打,让他越变越精,仕途也越走越顺畅,总算熬过来了!如今好了,当干部的优越性显现出来了。第一,不搞群众运动了,不用担心被那些爱闹事的人攻击了;第二,不用监督村民们完粮纳税了,避免了多少麻烦事儿,干群冲突少了,矛盾自然少了;第三,当干部有了很好的待遇、村里迎来送往的花销,国家有转移支付保障,花钱多少与村民没有半点关系,不用担心伤害了村民利益,有人站出来寻衅闹事;第四,如今当干部,只要学会请客送礼跑门路,舍得大把大把的花钱,就是好样的。有些村干部,原来在社会上混,不知道本村有多少土地、多少人口,不懂得二十四节气,可一旦发财了,官运就来了,若碰上个爱才(财)的上司,岂不是官运亨通了!真正能弯下腰来种地干活儿的村干部,几乎是凤毛麟角,少之又少。能劳动的村干部,没有不会劳动的村干部脑子好使,不适应这个时代要求,被淘汰是很自然的事。
像苟成艮这样,从政时间长的村干部,享受国家给予的相应补贴,花得不亏心。不像有些人,弄虚作假,套取补贴,那么卑鄙。
想到这些,苟成艮不得不承认自己曾经为某些人做过虚假证明,不由摇头叹息:“唉,反正是花国家的钱,不花白不花!”
集体化那阵子,当干部偷偷摸摸捞个三十五十的,能兴奋得睡不着觉,如今捞摸个三千五千,成了平常小事。人老了,心硬了,胆大了,何在乎人们说他贪呢!他摸摸衣兜里的存折,心里觉得很舒坦。去年奶奶庙会,光收摊贩占地费一项,承包者就孝敬他和胞弟每人四千块,转移支付下来,尚良又给了他五千块额外奖励,这些不公开的甜头,不是自己位高权重,谁能享受得了?越吃胃越大,越吃心越狠,村民利益又算个啥?难得有机会申报项目,财神到了,哪能丢盹?把村北那二百亩耕地规划成“饲草基地”,一个项目批下来,大把大把的钱不就到手了?至于失去土地的农民生活怎么艰难,他才不在乎呢!他把这一切,都当做应理应分,是必然、是幸运、是荣耀。他常常自比姜子牙,越老越精神,越活越年轻,耳不聋,眼不花,牙不缺,能吃能喝能作乐,人老心不老,身体倍棒,吃盘儿盘儿香,活得洒脱,活得滋润,这就是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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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天不作美,在他老当益壮,再掌大权,兴高采烈、甩开膀子、大展宏图、志在千里的时候,不知不觉被可怕的病魔咬住了。那种病来如山倒的感觉,一下子把他压趴下了。他怕见马克思,怕见毛主席,他希望华佗在世,妙手回春,把自己的病根拔掉。他希望多给他点时间,让他继续发号施令,叱咤风云,多干几年,多给儿孙留点积蓄,也算不枉此生!但病魔无情地噬咬着他,他觉得自己的时日不多了。
儿子女儿托他的福,早就离开这多见石头少见人的山区小镇,各有各的家庭、事业,这也是他最欣慰的。伺候了党这么多年,给孩子们找个囫囵碗,这点本事还是有的。
由谁接替这副重担?他把希望寄托在内侄米颂身上。他为米颂架桥铺路,清除障碍,可怎么也跨不过人心所向这道坎,一座水塔,一池“浊水”,二百亩土地,几十家怨恨呐!姑夫内侄狼狈为奸、贪得无厌,腰包鼓了,人格贬了,人脉丢了。这就是苟成艮几十年从政的真实写照。一个“贪”字,让他这精明人糊涂了,蜕变了,能怪谁呢?
事不遂愿,心力憔悴,病魔肆虐,苟成艮无力回天,再不能力挽狂澜,改变现实。病情越来越重,在儿女们的护送下,直达北京。等待他的是难熬的病痛,过电影似的往事追忆。其中有甜蜜的美梦,有苦涩的恋情,有不为人知的鄙劣,有社会公认的荣耀。
世道向前发展,可昂首村仍然有一部分人,被桎梏在封建迷信的怪圈内,他们把人生经历归咎于“命”,说什么:“前面走个人,后面跟个命”、“命里注定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有命不用大早起,财神自个叫门来”、“懒人有懒福,忙人不得闲”、“虼绦虫巍巍不动,浑身吃成肉棍;蚂蚁急撩急乱,担心把腰饿断。”他们相信命的安排,所以相信主宰命运的神灵。
昂首村退休干部薛弥关热衷于佛教文化到了痴迷的程度,比他当年积极投身革命、主动要求进步、争取加入党还不遗余力。每当他身披袈裟、手敲钵盂、口诵经文时,那种超然脱俗、自命不凡的一举一动,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是退休后寂寞无聊?是对人生的大彻大悟?还是另有盘算?反正他感染了不少人,因为这样的善举在农村很受推崇。
薛弥关很有口才,很有感召力,他能引经据典讲出很多善恶报应的故事来。所以村里那些向善的居士们愿意听他的。他在“挖掘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中,与老对头苟成艮一拍即合,筹集资金,把镇政府搬迁后留下的奶奶庙旧建筑维修加固,再塑金身。还把金大浪霸占的庙外宅基地花钱赎回来,建成二层仿古式钟鼓楼,楼上正中一阁两用,供奉着文昌、魁星,两边是钟楼鼓楼,地方不大,但也飞檐斗拱、黄瓦碧脊、气势壮观。与别的庙宇不同的是楼下正中只留一个圆洞门,钟鼓楼下却是两个圆圆的窗孔。门洞两边镶嵌一幅烧瓷对联:“慈善呈大德,古刹换新颜”门上方是“普济寺”三字。两圆窗玻璃上喷着大大的“佛”字,铁红色外墙,显出古风古韵。庙内无主持,薛弥关成了守庙“和尚”,暮鼓晨钟、早晚功课,现代化的播音设备,把那悠扬的诵经声传播到全村的角角落落,真是佛光普照,善莫大焉!
薛弥关生得并不起眼,属于那种敦实、粗糙型的,紫棠脸、虾米眼、大嘴巴、宽下巴、腰粗肚大,土地老儿似的,浑身上下没有一点顺眼的地方。但他脑筋特别灵敏,办事特别认真,有一种不达目的永不罢手的钻劲儿。
他的父亲属于那种没有文化、阶级感情强烈、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茬村干部。他比尚步正有远见,既懂的近水楼台先得月,又知道自己有多大本事。儿子是未来,儿子是希望,靠自己这点光辉,先把儿子推到前台,占个位位,慢慢发展。奈何儿子没见过世面,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笨嘴笨舌,连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没人相信他能办成啥大事。赶上农村由初级社到高级社到公社,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老一茬下去了,新一茬上来了,薛弥关都是个无足轻重的打把子的配角,这倒让他安安稳稳地避过了各种运动的冲击,他也学得谨小慎微起来,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不让别人抓住任何把柄。
苟成艮嫌民兵工作枯燥乏累,把操练民兵的担子扔给他,这给了薛弥关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可谓英雄有了用武之地。“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给民兵工作注入活力,在大比武中,他们连队拔得头筹,得到了公社领导们的褒奖。很快被指定为昂首村党支部书记,苟成艮反而屈居第二。那时候不像现在由群众公开选举村干部,只是上一级的一句话而已。公社领导找他谈话:“弥关,啥都好,就是嘴笨。当干部没有一个好嘴皮子,该说的话表达不出来,这可不行!你得多学学领导们是怎样做报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