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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9章 吏胥的问题(第1页)

李国普顿时恼了:“吏胥都是奸滑之徒,此辈心术已坏,焉能进入仕途。陛下此举不妥,首辅为何不当面严词拒绝,此必为陛下身边小人所进,吾等当共同上疏劝阻陛下这乱政之策。”

黄立极看着一边的施鳯来、张瑞图也微微颔首,显然是不满吏胥参加科举,败坏了士人的名誉。如果没有内阁首相的诱惑,黄立极自然也是要反对的。

但是现在吗,他已经不自觉的站到了崇祯的立场上,他为崇祯的政策分辨道:“陛下有言,既然吏胥都是奸滑之徒,心术不正之辈,何以我大明还要用他们来治理民众?吏胥是恶人,那么和吏胥朝夕相对的官员又都是些什么人?

身为主官的官员却指责下属的吏胥,要么这就是个容易被人蒙蔽的庸官。要么就是以吏胥之名,行搜刮之实的贪官。国家以科举选拔人才,为的是教化天下民众,而这些人连身边的吏胥都教化不了,谈何教化万民?”

虽然黄立极只是转述崇祯的话语,但是也让三名大学士闹了个面红耳赤。崇祯所说的道理,三位内阁大学士岂能不知道,只是他们一直装作不知道罢了。

关于吏胥的问题,从唐宋到元明有无数有识之士都谈论过这个问题,司马光在《论财利疏》中就说过:

又府史胥徒之属,居无廪禄,进无荣望,皆以啖民为生者也。上自公府省寺、诸路监司、州县、乡村、仓场、库务之吏,词讼追呼、租税徭役、出纳会计,凡有毫厘之事关其手者,非赂遗则不行。是以百姓破家坏产者,非县官赋役独能使之然也,大半尽于吏家矣。

司马光替吏胥说了句公道话。吏胥一无收入,二无前途,偏偏他们又有管人、管物的权力,想不都难。

而苏辙也说过,吏胥没有收入,又有“鞭朴戮辱之患”,对他们使唤很多,要求很严,没有丝毫报酬,大家还争着抢着干,甚至花钱补役,其目的何在?不是清清楚楚吗?

苏三起解中崇公道曾经这么对责备衙役分赃的苏三说过:“这大堂不种高粱,二堂不种黑豆,不吃你们这些告状的,我们这些衙役喝西北风吗?”这崇公道还是一个有良心的好人,但是一样要吃赃。

王安石改革时,才给在各部提供服务的吏胥正式规定了薪水。到了明代,地方上一些吏胥虽然也有了低廉的薪水,但是更多的却是没有任何收入的白手。

一个正职的差役身边往往有7、8个不拿薪水的白手,一帮奸猾之徒聚在一起,又无前途可言,又没有人能监督,除了日夜谋划如何使得“政烦刑苛”,如何在百姓身上榨取更多的钱财之外,还能做什么。

但是即便是如此,士人们依然不愿意去彻底解决吏胥的问题。制度,乃至本衙门的业务,他们父子相传,牢牢的把持着这些衙门的实务。如果再让他们参加科举,进入了仕途,那么岂不是让那些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士人成为了摆设。

这种事情自然是断断不能让士人容忍的,而且即使像苏轼那样饱学的士大夫都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连苏轼这样的大文士都不仅不读法律法令,而且大有不屑一读的意思,其他士人也就可想而知了。

说到底,这些只读圣贤书的士人,害怕与这些娴熟于庶务的吏胥展开竞争罢了。他们需要吏胥替他们做这些庶务,但是又不愿意给这些吏胥出头的机会。

几位大学士对这些事虽不说了如指掌,但也可以说心知肚明。但是这种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却是和儒家经典的教诲相违背的。

这也是几位大学士现在面红耳赤却无法张口的原因,不过张瑞图很快就反应了过来,他压低了声音对着黄立极说道:“陛下不知道吏胥之害,难道首辅你也不知道吗?让吏胥进入仕途,今后我辈岂不成了和吏胥同流合污之人,如果今后有吏胥考上了进士,乃至榜眼、状元,我辈士人的颜面何在?就算陛下说的不错,首辅你也应当力拒之。”

黄立极翻了翻白眼,张瑞图的话虽然不合圣人教诲,但是相当的现实。不过黄立极也很清楚,让吏胥参加科举,虽然有损大明士人的颜面,但是对于接下来他所要推进的行政改革却是大有好处。

正如崇祯对他所言,让吏胥参加科举不是目的,给这些整天无所事事的士人找点事情做才是目的。现在的大明官吏,官员除了捞钱就是整天想要批评奸臣来获取名望,好让自己加官进爵。

而小吏则是天天想着,如何盘剥小民,欺瞒上官。如何在官员和民众之间操纵权柄,以获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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