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些票据,基本掌握在中高层手里。
像甄稀的自行车票,整个红星轧钢厂一年可以分给员工用来奖励的,也就三四张。
其他的,要优先留给采购员、放映员等。
一个厂长、几个副厂长、后勤主任、保卫科长、采购科长、招待所长、医院院长、劳资科(人事科)长、档案科长、财务科长、车间主任、调配科长、工厂的八级技术工人等,这些人七七八八加起来都超过二十几人。
三四张自行车票,工厂高层都不够分。
更别说普通阶层,基本没关系,就不可能拿到票。
说起来,很多人可能不信。
1949年四九城有自行车17万辆以上,但那是积蓄起来的量,是富贵人家的,底层想买国产货,可不是那么容易。
工厂倒是有不少,可他们面对的是几万万人的大市场,全国都要运输工具,不可能专门供应一个城市。
(1959年宁波市局,登记在册的只有12辆自行车,几辆吉普车、几辆三轮摩托车)
相当于普通工人的半年全部工资,没有几个舍得。
这位老教授看起来关系很厉害,家里不仅有电灯、收音机,还有缝纫机,手上也有一块上海牌半钢男表手表。
这手表零售价60元。
他爹好几次想买都没舍得。
红星轧钢厂的学徒一个月的工资,也不过18元,三年学习期,一年工龄加2元,第四年实习工资27。5元,第五年后定级,正式一级技术工也才32。5元。
也就是说,这个手表相当于别人工龄五年后两个月的工资。
他拿出来的票据里面有一张自行车票,不知道是无意,还是炫耀和试探。
“大爷,再见。”
“好,小朋友,慢走。”
老教授对于陈锋守本分、不贪婪很满意,亲自送到门口。
“小同志,记住,有鱼虾,都可以来找我,特别是甲鱼。”
“好的,大爷。”
辞别老教授之后,陈锋没有直接回家,而是途经故宫的护城河筒子河时,选择留下来再多钓点回去。
筒子河原本有不少鱼虾。
但现在这条小河十分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