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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八章：当仁不让（第2页）

蹇义能有这份心，就算得上是一个好官了。

很多东西他没说，贪腐一事不是单单只是一个吏部的事情，而是整个大明官场的事情。

蹇义就算是按照他说的整治吏部，苏泽敢保证效果绝对也就那样。

最多也就老实一阵子，接下来还是一切照旧。

就算蹇义是吏部尚书也不行，他也只能管管自家的一亩三分地，管不到外面。

要整治贪腐，还得从整个官场着手，彻底改变整个大明官场的如今的风气，而不单单只是整治吏部。

归根结底还是监察制度的局限性，古代监察制度历时二千多年，在古代国家的政治运行中，对于国家权力，政府权力，官僚权力的监察和约束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然而，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古代监察制度的作用是有限的，有其明显的历史局限。

可以说，古代监察制度的主要特点始终与其历史局限形成二元对立，单线垂直的历史局限是监察制度的性质。

位高权重的历史局限是古代国家政治制度结构，监察活动法律化的历史局限是传统的人治。

就说大明的监察机构都察院，连都察院的领头人，左都御史刘观都明目张胆的收取贿赂，还能指望都察院监察百官？

还有最关键一点，也是最让苏泽无奈的一点，那就是皇权的存在。

古代的监察制度是皇帝的耳目，皇权的工具，同时也是制约官僚的一种制度，那么这样的监察制度就必然导致一个直接的历史局限：谁来监察皇帝？

虽然古代的监察体系是单线垂直的，是独立的，但是其权力的源头却在皇帝，其独立也是相对于官僚系统，绝不可能独立于皇帝之外。

例如，古代监察制度中风行的弹劾之制，唯有最高统治者皇帝例外，此与当代法治国家相比，成明显反差。

这种历史局限所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高居于监察制度之上的皇帝，只能依赖于个人理性与能力来约束自己。

然而人的理性与能力是有限的，皇帝也是如此。

这样，非但不能保证皇帝本人不犯错误，也不能保证皇帝始终如一地维护监察制度的正常运行。

此外，从比较监察制度的角度来看，这样一个历史局限造成一个事实，古代的监察制度是为了强化皇权，而不是代表公民意志，不是保护和伸张公民权利，更不是制约和监督君权的制度机制。

再者说了，只要是人，总会有私心，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希，财帛动人心，总有一些人禁不住诱惑。

就连后世，都没能彻底解决贪腐的问题，更别说封建落后的大明了。

朝廷要做的，就是严查，严打，能抓一个是一个，想要彻底根除贪腐那是决计不可能的。

所以苏泽其实不太看好蹇义，或者说不看好有皇权存在下的监察制度。

任何制度都是由人去施行落实的，任何人都不应该凌驾于规则之上。

这是比较理想化的想法，实际上这样乌托邦式的国度根本不可能存在。

这才是苏泽一改先前态度的原因，他一开始想的倒是挺美好的，借助皇室的手创造出了一个不一样的大明朝。

可后来他发现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两者本就是自相矛盾的，是两个完全对立的阶级。

想要保障百姓的利益，势必会牺牲统治阶级的利益。

现在还没什么，等到日后苏泽的真实目的浮出水面的时候，皇室也会站在他的对立面。

苏泽想的很多，可他不敢轻易与人言说，说出去了那就是在给自己找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