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高中,课业紧,舞蹈课和书法课自然而然都停了。他们有一阵子没见到台湾老师,但台湾老师却常常想念他们,每个季度都会寄来真空包装的酱料或者铁盒装的台湾牛奶小饼干。隔三差五也会通一通电话,慰问子夜近况学业。
两家人一早听说子夜写书讽刺陈金生而遭陈沪君封杀一事,气得老师们将港市姓陈的都骂了一通。又讲,“不如子夜靠到台湾来念中文系。”但最后,说来说去,仍旧行不通。“这世上就一个华语社会,这百年就出了一个陈金生。”连台湾老师都这么讲。走文学这条路,最终只能走回到陈金生家中去。
“除非子夜耐得住寂寞,”一位太太恶毒地讲,“要么熬死他,要么熬出头拿个奖,再不然运气好点,出一本销冠,他也没什么话好说。”
“第二种熬阅历。后者看时运。”另一个太太这么说,“还是前者容易些。不指望他态度放软讲好坏,就指望他嘴能永远地闭上。”
“后头还有个陈金生爸爸小老婆生的陈沪君呢,今年才三十六吧。”两位太太都叹气。
台湾老师对陈金生家秘辛了如指掌,并且热衷于讲陈金生兄妹坏话。侧面印证了资本社会上三路是打通的,也印证了这世上唯一一个华语社会其内部的紧密性。也许还有点文人相轻之意,但更多的是一种看不上又打不倒的愤懑。最后总结,“倒也不是非得走文学这条路,”教写字的老师讲,“先找到立身之本,憋住这股劲,再慢慢从长计议。”邱阿姨深以为然:中文系出路不算多,何况路的尽头挡着拦路虎。
爸爸却觉得,“喜欢什么就学什么。”他说,多挣点钱,怎么就养不起两个小孩了。
子夜还没说什么,陈纵便开始大言不惭的讲:我要学天文学!毕竟她理科三门几乎要全凭物理获取分数。反正她也不知道自己喜欢干什么。
每天陈纵最开心的事就是坐子夜单车上学,坐子夜单车放学。那所高中离家有二十分钟骑车距离,陈纵每天在后座都要发表一番对今日新闻的真知灼见。子夜做着全世界她唯一的忠实听众。
“我爸送我学舞蹈,是为了将我卖个好价钱。”陈纵往往会用这样惊人的开场白。
子夜会耐心听着,在她起承转折的重要之处出声问,“嗯。理由是什么?”
“我又不靠跳舞谋生,也没太多天分,普普通通,就像我勉强造就的学业——未来拿一份好文凭充作嫁妆门面——邱阿姨讲,‘这世界上又不真正要女人来铸就。’”
陈纵叽里哇啦,其实全在讽刺邱阿姨——子夜听得明明白白,像在听单口相声,可惜骑着车,不能腾出手为她鼓掌捧场。
她接着又讲,“就像我爸讲,‘爸爸养得起。’但是还是要求我有个好成绩。每次学校文艺汇演结束,总有一大票男的突然间喜欢上了我,还不是因为突然看见了我的价钱。上了高中,没有文艺汇演,最近也有男的明里暗里跟我示好。我不懂为什么,去问同桌,同桌说,他们没想到你居然成绩还可以。’你看,成绩也是我的价码。”
“这个世界只是少部分人的游戏,其余人的努力不过是成为市场上等待贩售的猪。”这一次陈纵主动总结,“那些男的来追我,我就说,你比过高三一班的陈子夜再说。他们听到你大名,几乎立刻就放弃了。”
子夜点头称是,“所以我是一只快上砧板的猪,车后座搭着一只堪破世情的猪。”
“那哥哥呢,”陈纵话锋一转,“女生追你,你会怎么讲?”
“没有人追我,”子夜答,“你看我像有人追的样子吗。”
陈纵实在佩服他睁眼说瞎话的本领。她偏要使他局促:“我们班都很多人暗恋你。”
“哦,是吗。”子夜仿佛不知道这回事,“可能她们都跟你一样,‘比过高三一班陈子夜再说。’”
陈纵怀疑子夜从前偷学过太极。她仍不罢休,“哥哥的择偶标准是什么?”
子夜倒认真想了一想,才答,“人?大活人。”
什么嘛。这算什么回答?陈纵大失所望。“我要一个活生生的凡俗的人,而不是一只待价而沽的昂贵的猪”——那时候她还不懂得越低的要求就是越高的标准。
“最近我发现好多同学都喜欢看耽美小说,”陈纵试图同略显守旧的哥哥解释这个概念,“就是两个男的谈恋爱。但不是随便街上抓一个张强一个刘伟过来,而是具有一定外貌标准,比如抓一个陈子夜,再抓一个许晨明。”
“那不会很奇怪?”哥哥用的是“奇怪”这个词,而不像其他男同学一样真情流露,说,“恶心”。子夜讲,“欲望的本体是什么。”
他一下就说到关键点。“她们可能会带入一个男性视角,来同另一个男性恋爱。我分析了一下,似乎她们只能将欲望寄予男性这个性载体,才能堂而皇之谈论‘性|爱’这个命题。好像她们没法接纳,或者承认自己的身体本身,她是充满欲望的。”
子夜想了想,笑了。这个问题的本质,第二性,它寄予这个文化圈层几千载对女性和弱者的漠视与厌弃,它——“很残酷。”
“现在走进书店,最显眼的地方全是这一类书籍,可想而知它的销量,可想而知受众是多大一个基数。”
看到陈纵叹惋,子夜试图安慰,“无论寄予什么载体,能直视欲望本身,也算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