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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对残疾人的想法（第1页）

第五章对残疾人的想法

阳光渐弱，鸟鸣渐稀，空气愈加污浊，天空阴霾沉沉。

当你从可爱的、光线充足的花园洋房中被连根拔起，扔到一座摇摇欲坠的破房子里，被迫与成打的小孩住在一间拥挤的宿舍里时，我猜你多少会觉得浑身不对劲，就好像得了黄疸肝炎。

不过如果你真得了黄疸，那可不大妙。黄疸是种让人很难受的病，但它倒带来个很好的后果：你会从通风不良的大宿舍被转到单人房间里。我现在住的就是很大的一个单间，里面摆着一张金属床，挂着绿色的窗帘。这里叫做隔离室。

过去的两周我一直躺在床上。自从蒂莫西神父死了，他们把我从教带到这里以后，我就觉得自己一直在生病。他们没有用红灯旋闪的吉普车来载我，而是开着车窗上装有防护网的蓝色面包车，就像那种用来围捕流浪狗的车子。不同的是，这一辆是用来围捕流浪儿的。如果我的年龄再小一些，他们可能已经将我送到一个领养家庭里，转手将我卖掉了。但因为我已年满八岁，所以被送到了位于土库曼门的专门收容男孩的德里少年之家。

少年之家只可容纳七十五个孩子，但那儿却住了一百五十个。里面狭窄、喧闹、肮脏。仅有的两个公用盥洗室中，洗手盆漏水，厕所污秽不堪。老鼠在过道与厨房间快速地窜来窜去。虽说有一间教室，但里面的课桌摇摇晃晃，黑板裂缝，老师们也不常教课。体育场里野草疯长，有三柱门那么高。稍不小心，就会绊倒在足球大小的石头上，擦伤自己。我们有一位体育教导员；他穿着皱巴巴的白色棉布衬衣和裤缝笔直的裤子。他将板球和羽毛球拍等运动器械保管在一个漂亮的玻璃柜里，从不允许我们去碰。

食的餐厅很大，铺着廉价地板，长长的木头桌子一字排开。但坏脾气的厨头把名义上该给我们吃的肉和鸡卖给餐馆，只拿炖蔬菜和又厚又黑的恰巴提对付我们。他不停地抠鼻子，责骂每一个要求再添一点儿饭菜的人。

院长阿格尼霍特利先生是一位上了年纪的人，很慈祥，喜欢穿用土棉布缝制的、浆洗过的库尔塔，但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权力操在他的副手——诨名“恐怖土库曼门”的古普塔先生手中。他属于最坏的那类人，身材粗短，毛发浓厚，身上老是散发着皮革气味，嘴里一天到晚嚼着蒌叶槟榔。他脖子上挂着两条粗粗的金链子，走起路来发出刺耳的当啷声，到哪里都带着条竹片，动不动就抽打我们。私下里有传言说他在深夜将男孩叫到他的房间，但没人敢公开议论这事。我们只想谈论快乐的事情，比如每天晚上在公共休息室看两个小时的电视。我们围着一台二十一英寸的印度品牌电视机，挤作一团，看第五频道的印地语电影歌曲，还有印度电视台播出的中产阶级肥皂剧。我们最喜欢看周日播出的电影。

这些电影展示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一个孩子们有爸爸妈妈陪伴、有生日派对的世界；一个住在大房子里、开着大车、得到大包礼物的世界。我们见识了这个梦幻世界，却永远不会异想天开。我们知道，我们永远也不会拥有阿米特巴·巴克强或者沙鲁克·汗所拥有的生活。我们最大的野心就是成为那些有权力管我们的人。所以每当老师问我们，“你长大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没有人回答飞行员、总理、银行家或演员。我们的回答是厨师、清洁工、体育老师，到头了也就是个监管员。少年之家把我们弄得自己看不起自己。

我渐渐认识了很多男孩，有的比我大，有的比我小。我跟他们私下里关系特铁。像穆纳、卡鲁、皮亚、帕万、乔希姆和伊尔凡。从蒂莫西神父的房子里被送到少年之家，对我来说就像是从天落到了地狱。当我认识了其他的男孩后，我才意识到，对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这里就是他们的天。他们有人来自德里和比哈尔邦的贫民窟，还有人来自印度北方邦的棚户区，甚至有人从遥远的尼泊尔来。我听到关于他们那些吸毒成瘾的父亲和当妓女的母亲的故事；我看到他们手上被贪婪的叔父与残暴的姨妈抽打的伤痕；我知道了世上还有包身工和家庭虐待这样的事。我开始惧怕警察。他们就是负责将大部分男孩送到少年之家的人。孩子们有的是在路边小摊上偷面包，有的是在电影院兜售黑市票、被逮住后没钱贿赂治安警，更常见的是仅仅因为治安警不喜欢他们那张脸，便给他们随便捏造个罪名送到这里。

这些男孩大部分是这里的“回头客”，也就是说，有人通过少年福利委员会取得了对他们的监护权，把他们领了回去，但后来又送回到少年之家。穆纳是惨遭继母虐待后回到这里的；乔希姆被他残忍的哥哥赶出了家门，流离失所；帕万则是因为领养他的亲戚让他在一个肮脏的汽车旅馆干活，被警察发现又送回来的。但即便经历过这样的遭遇，许多男孩还是渴望被“领回去”，准备着从一个已知的地狱走向一个未知的地狱。

没费什么事我就成了他们的头儿。并不是因为我年龄略大，也不是我更敢作敢当，只因为我会说英语。我是唯一能说能读这种神奇语言的孤儿。这事在长官们那儿产生的影响让人吃惊。院长会时不时问到我的情况；体育老师允许我在前院搭建一个临时板球场。在那儿我们举行了四五次挺像样的比赛，直到穆纳打碎了院长的玻璃窗，体育活动就此被全部取缔；苛刻的厨子偶尔会开恩给我加碗饭；古普塔夜里从不叫我去他的房间；我病了，医生没有像惯常的那样拖拖拉拉，他立即把我转到隔离室。这样我不至于传染整个宿舍。

我逍遥自在地独占隔离室两个多星期后，另一张床搬了进来。他们告诉我新来了一个男孩，他的情况非常糟糕。他是在下午的时候被一副担架抬进来的，穿着又脏又破的橘色背心和磨破的短裤，脖子上挂着条黄色的塔比兹。这就是我与萨利姆·伊利亚西的初次见面。

萨利姆的一切都与我相反。他有着麦色的皮肤，天使般的面孔，卷曲的黑发，笑的时候脸颊旋出酒窝。虽说他只有七岁，却有个充满求知欲的脑袋瓜。他用短促的、断断续续的句子给我讲了他的故事。

萨利姆来自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家庭，他们住在比哈尔邦的一个村庄里。村子主要由贫困的农民组成，也有几户富裕的地主。他们大多是印度教徒，但还有几户像萨利姆家这样的穆斯林家庭。萨利姆爸爸是做苦工的，妈妈是个家庭妇女，哥哥在一间茶亭干活。萨利姆自己在村办学校上学。一家人住在狭小的茅草屋里，就在地主的地盘边上。

上个星期，正当天寒地冻的一月，村子里的哈努曼庙发生了一件大事。有人在夜里闯进至圣，亵渎了神猴像。庙里的祭司声称他看见一些穆斯林青年潜藏在哈努曼庙附近。——对了，就是这么回事！印度教徒们一听，立刻炸了。他们暴跳如雷，拿着砍刀、镐头、棍棒与火把袭击了所有穆斯林家庭。暴民攻击萨利姆家时，他正在茅屋外玩耍，他的爸爸、妈妈和哥哥在屋子里喝茶。就在萨利姆的眼皮底下，暴民放火焚烧了茅屋。他听到母亲的尖叫，父亲的哭喊，哥哥的哀号，但是暴民不准任何人逃出来。他的全家就在熊熊大火中被活活烧死。

萨利姆没命地跑到火车站，跳上他第一眼看到的列车。火车将他带到了德里，没吃没穿，也没有一张亲人的面孔。萨利姆在站台上躺了两天，又冷又饿，因为高烧与悲痛而满嘴胡话。直到一个巡警发现了他，将他送入少年之家。

萨利姆说他夜里老做恶梦。他不断听到暴民的喧嚣声。他妈妈凄厉的叫声也一直在他耳朵里回荡。他一想到哥哥在火焰中挣扎的惨景就会发抖。他说他开始仇恨并惧怕所有的印度教徒，然后他问起我的名字。

“穆罕默德。”我告诉他。

随着时间的推移，萨利姆和我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我俩有许多共同点：我们都是孤儿，完全没有被“领回去”的希望。我们都热爱玩弹珠，都特喜欢看电影。当我们被转回到宿舍时，我利用我的影响力，将他的床铺安排在了我旁边。

一天夜里，萨利姆被传唤去古普塔的房间。古普塔是个鳏夫，单身住在大院里。萨利姆很是担忧。“他叫我去干吗？”他问我。

“我怎么知道，”我回答，“我从来没去过他的房间。不过咱们今天晚上就能知道答案了。”

萨利姆走向古普塔的房间时，我蹑手蹑脚地跟在后面。

萨利姆敲门，古普塔正坐在屋子里，穿着一条皱巴巴的宽松裤。“进……进来，萨利姆。”他含糊不清地说，手里端着满满一杯金色的**。他将杯子里的**大口吞下去，然后抹了抹嘴。他的眼睛看上去像两粒大纽扣。我从门廊上两片幔帘间的细缝中偷偷望进去，只见古普塔抚摸着萨利姆的脸，手指在他瘦削的鼻子与薄薄的嘴唇上移动。突然，他命令道，“把裤子脱掉。”

萨利姆被这个要求搞糊涂了。

“快照我说的做，小杂种。要不然我大耳刮子抽死你。”古普塔吼道。

萨利姆照办了。他犹犹豫豫地褪下运动短裤。我不由得移开我的眼睛。

古普塔从后面靠近萨利姆，脖子上的金链子叮当作响。“很好。”他嘟哝着，解开裤带往下褪裤子。我可以看见他多毛的后背。萨利姆依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但有片迷雾霎时从我脑子里消散，我一下子完全明白了那个夜晚发生在约翰神父房间里的事，以及第二天紧接着发生的事。

我猛然爆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叫声子弹般尖厉，穿透了夜晚的宁静。它惊醒了宿舍里沉睡的男孩们，惊醒了厨房里打鼾的厨师，惊醒了卧室里的院长。它甚至惊醒了流浪狗，引来一片狂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