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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5章 谁是李福达（第3页）

嘉靖帝对于权力的掌控有着天生的敏锐和天赋，他像一头狡猾的猎豹，时刻准备扑向那些敢于挑战他权威的人。左顺门的鲜血事件，便是他给这群士大夫上的一堂生动的政治课——君是主，臣是仆，该闭嘴时就闭嘴。

“大礼议”一事后，嘉靖帝对文官们的信任几乎消磨殆尽。为了平衡朝堂势力，他开始大力提拔那些身份尊贵的人，郭勋便是其中的佼佼者。然而，郭勋的崛起却引起了言官们的强烈不满，他们纷纷弹劾郭勋，罪名五花八门，从侵占军田到给亲戚走后门，再到剥削士兵，无一不指向他的贪婪和腐败。

在嘉靖帝的眼中，郭勋却是个难得的“好同志”。他相信郭勋的忠诚和能力，对于言官们的弹劾，他总是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当马录鼓起勇气弹劾郭勋时，嘉靖帝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这案子交给巡抚去办吧。”言下之意，他并不打算深究郭勋的罪责。

张寅案再审结果出来后，嘉靖帝虽然认可了马录的判案，但对郭勋的处罚却只是口头指责了一下。这种明显的偏袒和庇护，让朝中的言官们感到愤慨和无奈。他们知道，想要真正揭露郭勋的罪行，还需要更多的勇气和智慧。而这场关于权力、正义和真相的较量，也注定会愈发激烈和复杂。

言官们对于皇帝的偏袒深感愤慨，一场名为“正义”的追击风暴正悄然爆发。这些身负监察之责的官员们，纷纷挺身而出，上疏弹劾郭勋，声势之浩大，前所未有。其中，更有两份奏疏是二十多位官员联名上书，他们言辞犀利，直指郭勋与反贼勾结的罪行，声称此人罪无可赦，皇帝不应再包庇纵容。

然而，就在言官们声势如虹之际，皇帝的心腹张璁和桂萼却道出了另一番话。他们暗示言官们内外勾结，借端陷害郭勋，其目的更是为了逐步打压那些曾参与“大礼议”的官员。这番话如同一记重锤，狠狠砸在了嘉靖皇帝的心头。

嘉靖皇帝回想起那段令他头疼不已的“大礼议”时光，文官们集体哭谏的场景历历在目。他心中的愤怒如同火山般喷薄而出，这些人，究竟为何要置郭勋于死地？难道真的只是为了所谓的“正义”吗？不，嘉靖皇帝看出了言官们的真实目的——他们是在向皇权发起挑战，试图用一种名为“公理”的力量来驯服他这位至高无上的皇帝。

想到这里，嘉靖皇帝对于李福达一案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心中或许已有了翻案的念头，毕竟，对于他而言，维护皇权的尊严和权威，远比追求一个所谓的真相要重要得多。

皇帝闻讯后，立刻下令锦衣卫火速赶往山西，全面接管这桩棘手的案件。他深知此案的复杂性和敏感性，于是特意指派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联合锦衣卫，共同进行会审。这场会审历经六次，每一次都牵动着朝野上下的神经。

前五次会审，均由刑部尚书颜颐寿亲自坐镇。他面对着堆积如山的案卷和形形色色的证人，心中却是五味杂陈。参与审判的官员人数不断增加，从九卿到五府，从科道到各部，似乎都在向世人展示着朝廷对此案的重视和公正。然而，在这看似公正的审判背后，主审官员们却不得不承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他们如同在皇权与舆论的夹缝中艰难挣扎。

第一次会审，场面虽然庄重，但结果却有些敷衍。双方证词被简单地重复了一遍，并未发现新的证据，原判得以维持。嘉靖皇帝得知后，大为不满，敦促会审官员们“勿得徇情回护”，务必查清真相。

第二次会审，局势骤然紧张。一个重要证人突然翻供，原本坚称张寅就是李福达的李福达妻弟杜文住，此时却改口称自己与李福达并无亲缘关系。他声称自己的姐夫也叫李福达，但身材矮小，脸上有麻子。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让颜颐寿措手不及，他不敢也不想轻易给出结论，只能将供词一一列举，含糊其辞地处理。嘉靖皇帝看到这样的结果，怒火中烧，再次斥责主审官员徇私舞弊，甚至扬言要亲自审讯犯人。经过一番劝说，皇帝才勉强压下了怒火，但他明确要求，下一次会审必须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第三次会审，颜颐寿再次审视了双方的证词，他发现原告的证词中确实存在诸多疑点。然而，指证张寅为李福达的证据链却依然看似完整。在皇帝一次又一次的催促和斥责下，颜颐寿只能硬着头皮，再次赞同原判。然而，嘉靖皇帝并未就此罢休，他再次告诫颜颐寿：“不许仍前回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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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一次又一次地驳回官员们的审判结果，他的意图已经昭然若揭：他要翻案。这场看似公正的会审，实际上已经变成了皇帝与朝臣们之间的一场较量。在这场较量中，谁将成为最后的胜者？真相又将如何浮出水面？一切都充满了悬念和未知。

颜颐寿此刻已身处绝境：倘若他坚持原判，势必将激怒皇帝，引来无尽的麻烦；然而，若他贸然改判，又该如何推翻之前铁证如山的证词？更重要的是，一旦改判，那些曾与他并肩作战的官员们也将难逃厄运。面对这样的困境，颜颐寿只能寻求一个折中的方案。他一方面坚持认为张寅即是李五和李福达，另一方面却不得不承认，无法证实张寅参与谋反的罪行。

为了挽回些许局面，颜颐寿毅然呈上了一篇悲壮的奏疏，详尽地叙述了从马录审案至第四次会审的整个过程。他坚信，若此案为诬告，那整个文官系统都将陷入腐败的泥潭，这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然而，皇帝已然听不进任何解释，愤怒地斥责审案官员们“朋谋捏诬，泛言奏饰”，命令他们“戴罪办事，待再问明白，一总发落”。

第五次会审时，官员们若仍看不清形势，那真可谓愚蠢至极。一些证人在这关键时刻“适时”地改变了口供，马录也主动承认了自己的失职。审案人员最终推翻了之前的结论，认定薛良为诬告。

事情似乎又回到了原点，但真相却已变得面目全非。

倘若张寅真的是那传说中的李福达，那么因为岁月的洗礼，出现相互矛盾的证词无疑是极其寻常之事；但若张寅与李福达并非同一人，哪怕是一丁点的疑点被轻易忽视，都有可能酿成一桩无法挽回的冤案。从案件本身深入剖析，张寅、李五、李福达这三个身份，看似紧密相连，指向同一人，然而，这看似完整的证据链，实则如同被迷雾笼罩，难以通顺连贯。

而那些证人的证词，是否能作为案件的核心证据，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更何况，这些证词是否被如实、忠实地记录下来，更是无从得知。这些不确定因素，无疑给案件增添了一层又一层的迷雾。

对于那些身居高位的大人物们来说，无论是皇帝还是士大夫，他们似乎并不在意这些细枝末节。在他们眼中，或许更重要的是权力与地位的稳固，而非真相本身。

第六次会审，犹如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席卷了整个朝廷。这次会审的焦点，竟然不再是张寅与李福达一案，而是转向了另一个更加扑朔迷离的案子。

皇帝一声令下，主审官员全面更换，礼部右侍郎桂萼署掌刑部，兵部左侍郎张璁署掌都察院，少詹事方献夫署掌大理寺印信。这三人自“大礼议”以来便坚定地站在皇帝一边，是嘉靖皇帝最为信任的心腹重臣。他们此次被委以重任，任务只有一个：将那些不听话的朝臣一网打尽，定其罪名。

一夜之间，仿佛命运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原本坐在审判席上，威风凛凛的官员们，此刻却尽皆沦为阶下囚，身陷囹圄。而那些曾经信誓旦旦的主要证人，此刻也纷纷翻案，改变了之前的证词。更令人震惊的是，在马录家中竟然搜出了不少书信，那些原本赞美他敢于“锄奸”的文字，如今却被当作了官员勾结的铁证。

曾经追求正义的言官们，此刻却被打成了挟私报复的小人，名誉扫地。朝廷上下一片哗然，众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搞得措手不及。

随后，皇帝一声令下，桂萼等人被赋予了审理此案的重任，并特别指示他们“用刑推究”。手握尚方宝剑的他们，自然不会有任何手软。颜颐寿素日里对张璁、桂萼等人心存不屑，这次他们便借机报仇，对颜颐寿施加了残酷的夹手指酷刑。在酷刑的折磨下，桂萼等人还面带笑容，戏谑地问道：“颜尚书，今日你可服否？”颜颐寿无法忍受这无尽的痛苦，只能连连磕头，哀求道：“爷，饶了我吧！”

当时，京师中流传着一首《十可笑》的歌谣，其中一则便是：“某可笑，侍郎拶得尚书叫。”这歌谣既是对颜颐寿的嘲讽，也是对桂萼等人滥用酷刑的揭露。

在这场审判中，诱供、逼供、屈打成招的行为屡见不鲜。也正因为如此，所有被审官员都无奈地认罪，所有重要证人也纷纷翻供。皇帝想要的真相，很快就呈现在了他的面前：薛良被定罪为诬告张寅，将在秋后被处斩；马录、颜颐寿等审案官员则因故意“入人死罪”，被判徒刑四年；而那些曾经义正言辞的言官们，也因犯下诬告之罪，同样被判徒刑四年。

嘉靖皇帝在审阅完审判结果后，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这份名单上，竟有不少人曾在“大礼议”中公然挑战他的权威，甚至有人还参与了左顺门的哭谏，真是胆大包天。如此一来，朝堂上那些刺耳的声音应该能减少不少，他总算能清静一阵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