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二日,是个星期五,八点左右,在杜塞尔多夫公园街号楼的三楼,在我们的房子里的早餐桌旁。这一天天色不会亮堂起来,杜塞尔多夫还很凉,对这个季节来说太凉了。我胸口和脚上的疼痛突然消逝了。在大夫那儿一切都会正常,我想。啊,是这样的,说到卡琳跟我演的这出戏——您知道,我对这种事已经习以为常了。我根本不是在认真听。我熟悉开始的这种盛怒,熟悉这些痛骂和诅咒,熟悉这最后的请求,以及那虚假的和好,我的假许诺,一切。这对于我已变得那么无所谓。杜塞尔多夫已经连下三天雨了。
所有这些我对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当然都只字未提。当他问“卡琳怎么了”时,我只是耸耸肩,说:“没什么大不了的。总是老一套。”
“见鬼。”古斯塔夫说,他现在又在试另一套路了,那慈父般的套路“这女人会搞死你的,罗伯特。”
“啊哈。”我说。
“别打哈哈!我一直就对你讲过!咱们相识多久了?十九年。十九年,伙计!我是你结婚的证人,你还记得吗?那是在十年前,在十一月的那个鬼日子。我在结婚登记处站在你身后,那里的那家伙问您愿意吗,等等。我说,那么大声,大家都能听到,但是我不在乎,我说:‘说不愿意,罗伯特,见他妈的鬼,说不愿意!’我说过这话没有?”
“你说过。”
“是不是因此闹出了一场大丑闻?”
“你住口吧。是的,是闹出了那场丑闻,你讲的一点没错。”
“可你没讲‘不’,你说了‘是’。那时我就看透了你妻子。她漂亮。善做家务。不大谦虚。不理解你,从来不理解你。恨你的职业,一直就恨。罗曼蒂克的想象。小市民。伙计,一个人怎么可以这样糟蹋他的生命?你当时贪图美色,这是唯一的解释。”
“倒也是。”我说,心想,我附和他,不让他扫兴,任务当然得接受。我毕竟又要离开卡琳了,这总算是回事。您看,在我这种状态,对什么都感激。“我实在是快为她发疯了。”
“可你有一次醉酒后对我讲过,她总是可怕地装腔作势,当你在床上想跟她来某种比较精致的方式时。”
“这令我更加淫荡!最后,她每一次都是狂野不羁,热情似火。这你不理解吗?”
“那就干、干、干!”古斯塔夫说“你比她年长十岁。你应该知道,你不能永远满足她。跟谁都不会。我为什么从没结婚,嘿?当我需要时,我就去找,然后就了结,一笔了结!”
“对,这是你。”我说。
“什么,是我?你听着,罗伯特,你还不算老。还不算晚。你得改变你的生活。你得离开卡琳,多年来我就对你这么讲。她今天早晨当然又大吵大闹了。你别摇头,她吵了,我知道。我从你脸上看得出来,我比你更了解你!”
是吗,你是这样吗?我想。
“好吧,”我说“我们又吵了。大吵了一场。”我站起来,笑了笑“只是最初的震惊,你理解吗,古斯塔夫?你如果派我去南方的戛纳,你就是帮了我一个忙,一个天大的忙!我又离开这里了。每次离开,我总是开心。”
他似信非信地望着我。
“可这总不是办法。”他说,喷出爆玉米花“好,你接受这个案子,这让我很高兴。我真的高兴。但你终有一天得回来。到时候又会怎么样?到时候一切又会重演。”
“不。”我说。本来也同样可以讲“是”
“你终于要采取行动了?你要跟卡琳分手?”
“是的,”我说“我要跟卡琳分手。”我绝不这么做,我想。人生都各有突变,有人早,有人晚,有人死于它,有人继续活下去。如果完成了这一突变,就能继续活下去。几百万人都这样生活着,肯定,几百万人。很有可能是大多数人。放弃一切希望,再也不知道希望是什么。根本不想知道。就这样心满意足。只要我现在前往戛纳,大夫不敲响警钟,我就十分满足。离开一个早就不成其为家的家,离开早就不成其为妻子的妻子。换个样子当然成,可这样也行。会这样继续下去的,我了解我。我得干我的工作,这才重要。我得保住我的位置。我得挣钱。
当古斯塔夫匆匆把案卷、纸张、机票和电报密码推给我时,当他不停地劝说我,向我提建议时,我这么想着。我根本不在听。我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十九年来我就是这么做的。
环球保险公司的顾问医生名叫威廉-贝茨大夫,他的诊所开在格拉芬贝格大街上的一幢新楼里。贝茨大夫是个最多四十岁的潇洒君子。他的雪白、浓密的硬发真显得迷人。他被太阳晒得黑黑的,刚休假回来,状况好得很,是三家大公司和许多有钱的私人患者的顾问大夫。
检查结束了。在一间布置得非常有个性的诊疗室里,我坐在粗重的黑色乌檀木办公桌旁,坐在贝茨对面。这间房里有大量非洲的雕像和面具。面具挂在雪白的墙上,雕像是用黑色的乌檀木雕成的,在黑色家具上摆得到处都是。一根y茎被第二根比下去了,它可以说就是y茎本身,只带有睾丸,放在办公桌上。威廉-贝茨大夫搓着那根乌檀木y茎。这似乎是注意力高度集中时的一种习惯。他那里有两张心电图:一张是今天新拍的,另一张是一年前的。他久久地注视着它们。我不安起来。第十五次屈膝时我已透不过气来,但我做成了,事实上我感到相当舒适。时近十二点,雨水正在抽打大玻璃。天气越来越讨厌。我从我的办公室里给卡琳打了电话,告诉她我得去戛纳,让她替我收拾两只箱子和我的旅行包,装好换洗衣服和西服。不要热带西服,不要热带内衣,也不要非常轻便的西服,因为据说戛纳几乎跟我们这里差不多凉爽。这是古斯塔夫的女秘书查出来的。卡琳气急不语,干脆扔掉了听筒。我向她起过誓,要休假
“什么?”我从我的思绪中惊醒。贝茨大夫在跟我讲话。他严肃地望着我,一只手推推他那镜架时髦的黑框眼镜,另一只手摩挲着那根硕大的y茎模型。
他问:“您疼得很厉害吗?”
“疼?很厉害?我?”我扬起眉毛。这么说是有问题。这么说我得演戏,而且要演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