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合适!您等等。我明天——今天——得飞往杜塞尔多夫。”
“多久?”我的天,她立马就这么问了!我心想,感到我的心在怦怦跳动。
“我不知道。不会长。如果长过后天,我会及时打电话谈吃饭的事。但是我希望,到那时我已经回来了。我迫切希望。”
“您去杜塞尔多夫是因为维阿拉之死吗?”
“这也是一个原因。”
“您的飞机何时起飞?”
“九点十五分从尼斯起飞。”
“那我八点在酒店门外接您。”
“不用!就剩五个半小时了!不,我叫辆出租车。”
“您别叫出租车。我八点到。晚安,罗伯特。”
“晚安,昂热拉,多谢。”我说,挂上了听筒。
但这一夜再也不会安宁了。
我穿上一件晨服,走到房间的阳台上,坐下来,吸烟,一根接一根地吸。我太激动了,无法入睡。从四点半起,海上的天空将会亮起来,色彩瞬息万变。十字架路上和酒店里都万籁俱寂。四点四十五分电话又响了。又是昂热拉。
“您睡不着,对不对,罗伯特?”
“睡不着。”
“我也睡不着。”
“可怜的维阿拉。”
“不仅仅是可怜的维阿拉,”她说“这您也非常清楚。”
“是的,”我说“我非常清楚。”
“我打电话时,您正在干什么?”
“我坐在阳台上仰望天空,它正在变亮。”
“我也正在做同样的事。我坐在平台上,望着天空。您的电话线也很长吗?”
“相当长。”
“那您拿起电话,回到阳台上去,再去仰望天空。”
我依言而行。
“您坐着吗?”
“对。”
“现在咱们俩都在仰望天空。”昂热拉说。
“对。”我说。说完我沉默不语。听筒里有沙沙声。天空先是灰蒙蒙的,后来变成沙灰色,现在正由赭红色变成棕色、苹果绿色,然后变成越来越强烈的金黄色。盘旋的十字架路旁的白房子在这金光中熠熠生辉。我们就这么呆坐了一段时间,我的听筒放在耳朵上,昂热拉也这么呆坐着,她的听筒放在耳朵上。没有人讲一句话。后来,一轮血红的太阳从海里喷薄而出。
“那就八点见。”昂热拉说,说完就挂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