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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分手（第3页）

“那对我来说真是再好不过了。但是到那时，我至少还得做些解释。”他穿好衣服，戴好了帽子。“告诉我，你会去我家过圣诞节吗，内特？”

“我会的。”

“很好。我为你准备了用红彩带系着的一大盒子礼物。”

办公室里很冷，尽管桌子后面有个电暖器，但那简直是个摆设。

“我想，那盒子还不会大到用手拿不了吧？”我说。

“也许吧。”他笑着说，然后挥挥手，走了出去。

我给杰菲逊公园的小额贷款公司打电话，同那儿的经理安德森先生约好，我们下周一下午见面。他很友善，他说他一直在等我的电话。艾略特真的跟他说好了，这真是非常好的圣诞礼物，甚至要胜过他许诺的那个大盒子。然后我打电话给电话公司，问问我的事务所的电话号码还能不能载入一九三三年的电话簿。“a-i侦探事务所，内森黑勒。”这个a-i的号码可能把我的号码列在黄皮书的第一个了，这有可能促使更多的主顾登门。

我还给城里几家同行的事务所打了电话，告诉他们我已经开始营业。他们的收费标准很合理：每天十美元加上一切花销。那几个中型的事务所都有三、四个人，通常手头积压很多活儿。我的收费是二十美元一天，加上一切花销，我不打算再变动这个价格。我想，涨价固然不错，但多数情况都是降价。

下午在去市立大厦见珍妮前，大约四点，我找出了一个小箱，把一些洗涤用品，换洗的内裤，一件干净的衬衫和一件相对干净的海军马甲装进去。我去摩尔森酒店的旅行者客房洗了个澡，刮好脸，把脏衣服装入小箱，锁在一个小柜子里，然后去找珍妮。

那时已经五点了，天要黑了，暮色中的霓虹灯明灭闪烁，天空有些阴，看上去，这是个凄凉潮湿的，而不是快乐洁白的圣诞节。路上正是交通高峰期，车水马龙。一到市立大厦，我就站到前厅很高的大理石台阶上等珍妮，看着下了班的职员们匆匆忙忙往家奔，但他们当中没有珍妮。

珍妮像大多数在大厦里工作的职员一样是靠关系进来的。她在会计办公室做个小职员，但她同时也为那个办公室的主管迪克达利做许多秘书的工作。由于这里的许多职员是从后门进来的，有一部分人既不会读，也不会写。珍妮的父亲是个药店老板兼一个区的区长，珍妮受过高中教育，这使她做起秘书工作来得心应手。她看上去很敬佩达利先生，很大一部分工作都是主动替他做的。

三年前，通过一个市立大厦的朋友介绍，我和珍妮相识了，那时，珍妮刚到那儿工作不久。虽然她父亲是个比较富有而有影响力的人物，她家住的房子也足够她住，但她还是不满足。她二十一岁就嫁给了一个叫多尔蒂的人，他比她大十岁，住在北部（他是有权势的市议员鲍蒂保勒的政治伙伴），驾驶着一辆豪华小轿车。后来有一天晚上，他因酒后驾车，与另一辆车相撞，死了。

珍妮在认识我以前已经守了一年寡。我们在一起时，她很少提到她的前夫。我所知道的关于他的情况，都是我从别的地方了解的。而关于她，我只知道，在她丈夫死后，她没有回到她富有的父亲那里去，而是在北部租了一所漂亮的公寓。像珍妮这样的人，总是不断地追求一切好东西，把目光放在那些好东西上，根据心情的变化，寻求刺激。她不想多谈过去，因为过去对她来说已经淡漠了，我也不想过多地知道她的过去。

我一直站在台阶上等珍妮，门口的警卫们在一旁窃窃私语，并不时用怀疑的目光在我身上扫来扫去。六点十分的时候，珍妮突然在电梯口出现了。她看上去美得令人眩晕：秋水般含情脉脉的大眼睛，鲜艳而丰满的嘴唇，走起路来款款有致，像个模特儿。她手上带着一副编织的乳白色手套，双手插在褐色的羊毛外衣的兜里，大拇指露在外面。外衣是双层领的，衣带上、下各有两个大扣。她脖子上戴着一条浅褐色的围巾，头上戴着一顶毛绒绒的毡帽，帽沿下露出一只棕色的美目，另一只眼睛被头发轻轻遮住，一只胳膊下面夹着一个乳白色的小钱包。

我斜靠在一根柱子上，她朝我走过来，带着可爱而又骄傲的笑容看着我。

她说：“我得工作得晚一点儿，是为了达利先生。”

我有点不满地说：“该死的迪克达利，都因为他！”

我的声音不大，但走廊里有回声，一个警卫转过身，瞪大眼睛看着我。

珍妮故作平静地说：“如果他没订婚的话，也许我会”她傲慢地笑了笑，更加可爱了。她转身朝门口走过去，我在后面紧紧地跟着她。

来到大街上，我挎着她的胳膊说：“你是因为最近一阵子我经常失约，而让我等了你这么久吗？”

她露齿一笑，洁白的牙齿闪着珍珠的光泽，可爱极了，但一点儿也不傲慢了。“你说对了，但我确实有些工作要做，而且我得洗个澡，我们可不总是去贝斯马克酒店啊！”“是的，事实上，我还没去过呢！”我补充说。

“我和达利先生在那儿吃过很多的午餐。”她不无得意地说。

“珍妮，你是个该死的骗子。”

“我知道。”

贝斯马克酒店位于拉塞尔和鲁道夫之间，一九二七年在原酒店的基础上重新修复，完全是德国式的布局。一个着装精致的贝斯马克门卫给我们开了门，我们走上铺有红地毯的台阶，通过大厅，然后来到主餐厅。

脱下外衣，珍妮看上去比穿着那件羊毛外衣时更加可爱：她穿着一条红褐色的鸡心领绒毛连衣裙，上面有白色的花纹点缀着。我们走进餐厅时，她已经把帽子和褐色的围巾都摘下来了。

当侍者带我们来到预定的餐桌时，我低声问她：“难道你也是穿着这个去上班的吗？”我的声音里有些不高兴。

她大声回答说：“当然。”然后轻声对我说“亲爱的，这条围巾和这顶帽子是特别为你准备的。”

“你对我真是太好了。”

“那还用说。”

我们把两把椅子放到桌子的一边，坐下来。不一会儿一个穿白色上衣的男孩，来给我们的水瓶里填满了水和冰块。这里的墙都是用手刻的桃木制成的，南面的墙上在壁炉两旁都挂着制作精美的花毯，草枝做成的装饰物从天花板上直垂下来。这儿的布置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所有的设备都很现代。我和珍妮偶尔光顾的伯高夫是一家法国餐厅，那里的客人很多，熙熙攘攘，没有这些繁复的布置，也没有现代的气氛。而这儿并不像我以为的那样充满了乡上气息，我感觉德国人本身的观念在变，贝斯马克餐厅就是一个好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