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身穿一套灰色运动衫裤,因为刚打完球,晒得黑黑的瘦削的脸上容光焕发,头发有点蓬乱,薄薄的嘴里斜叼着一支烟卷,看上去完全是那种不受家庭约束、大学一毕业就从父母的生活中消失的孩子。帕格到现在仍旧有点纳闷:华伦吃船上那种伙食,怎么能越长越结实。他那细长的孩子身材日渐长得高大魁伟。这次回家,他的黑头发里已经疏疏落落地有了几根早熟的白发,使他父母见了很为惊奇。维克多-亨利有点羡慕华伦身上晒成黝黑的皮肤,因为它说明很多东西:驱逐舰上的舰桥,网球,奥阿胡岛的青山,特别是在宪法路数千英里外的海上值勤。他说:“我听说你要到纽约去?”
“是的,爸爸。我能去吗?我的副舰长刚到华盛顿。我们要到那儿去看几场戏。他是个真正的爱达荷农民,从来没有到过纽约。”
亨利中校不高兴地咕噜一声。华伦真要是巴结他的副舰长,那当然不坏。做父亲的只怕有什么女人在纽约等他。华伦本是学院里的优等生,可是偷偷外出的次数太多,几乎影响了他的毕业鉴定。他的背部受过重伤,据他自己说是在一次摔跤中受的伤,但另外的说法是,他在跟一个年龄比他大的女人胡搞,半夜里撞车受了伤。做父母的从来不曾在他跟前提起过那女人的事;一部分原因是不好意思——他们都是循规蹈矩的教徒,对这样的话题难于启齿——另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心中明白,跟华伦谈这类事完全是白费劲。
门铃响了。一个头发花白的仆人穿着一身白制服,穿过客厅出去开门。罗达站起来,用她的纤手拢了拢头发,轻轻掸了掸穿着绸衣服的屁股。“还记得基普-托莱佛吗,华伦?大概是基普来啦。”
“嘿,当然记得。在马尼拉时候就住在我们隔壁的那个高个儿海军少校。他这会儿在哪儿服役?”
“他在柏楚当海军武官,刚刚离职,”维克多-亨利说。
华伦做了个滑稽的鬼脸,低声说:“天哪,爸爸,他怎么干起这一行来了?在大使馆里当公务员!”罗达瞧了她丈夫一眼,她丈夫脸上没有丝毫表情。
“托莱佛中校来了,太太,”仆人在门口说。
“哈罗,罗达!”托莱佛大踏步走进来,伸出他两只长长的胳膊;他穿着一身非常合身的军礼服:一件镶着金纽扣的蓝色上装,上面别着好几枚勋章,一条黑色领带,一件笔挺的白衬衫。“嘿,老天爷!你比在菲律宾时候年轻十岁。”
“哦,瞧你说的,”她说,两眼闪闪发光,让他在脸颊上轻轻吻一下。
“哈尔,帕格。”托莱佛举起一只修剪得很漂亮的手,掠了一下他那正在变白的浓密卷发,瞪着眼看那儿子。“说句心里话,这是您的哪一个孩子。”华伦伸出一只手去。“哈罗,先生。猜猜看。”
“啊哈。是华伦。拜伦笑起来不是这样的。还有红头发,我想起来了。”
“您猜对啦,先生。”
“罗斯迪-特雷纳告诉我说,你在‘莫纳根号’上服役。拜伦在干什么?”罗达在沉默一会儿之后,这时兴高采烈地说起话来。“哦,拜伦是我们家浪漫主义的梦想家,基普。他在意大利学美术。你也应该见见梅德琳!都成大人啦。”华伦说了声“对不起,我失陪了,先生,”就出去了。
“美术!意大利!”在托莱佛的瘦削而英俊的脸上,一道浓眉往上一扬,两只钻蓝色的眼睛张得很大。“呃,那倒是很浪漫。喂,帕格,你几时开始喝酒的?”托莱佛接过一杯马提尼酒,看见亨利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就这样问。
“怎么,基普,我在马尼拉就喝上酒啦。喝得挺凶。”
“是吗?我忘了。我只记得在学院里你最反对喝酒。连烟也不抽。”
“嗯,我很早以前就开戒了。”
维克多-亨利自从他襁褓中的女儿死后,就开始喝酒抽烟,渐渐上了瘾,早已把他严厉的监理会教徒父亲要他戒烟戒酒的谆谆嘱咐丢在脑后。这个话题他是不喜欢展开讨论的。托莱佛微微一笑,说道:“你星期天也打牌了?”
“没有。我还没改掉这个傻脾气。”
“别说这是什么傻脾气,帕格。”
托莱佛中校开始谈起在柏楚当武官的工作。他的第一句话是:“你会喜欢德国的,罗达也会喜欢。你要是放过这样的机会,真太傻了。”
他的胳膊肘放在椅子两边扶手上,一只脚干净利落地搁在另一只脚上,他的谈吐还象过去那样娓娓动听。直到现在他依旧是帕格那一班最漂亮的同学之一,但也是最不幸的一个。海军学院毕业后两年,他在一次舰队的军事演习中出了事故。他当时是一艘驱逐舰的总值日军官,正好海上起了风暴,时间又在夜里,一艘潜艇事先没有发出警告,忽然在他前面一百码的地方浮出海面,结果就和驱逐舰撞上了。责任并不在他身上,也没人受伤,普通军事法庭只给他记过处分。但这个处分却阻碍了他的晋升,影响了他的前程。他一边讲话一边喝酒,在约莫十五分钟内喝了两杯马提尼。
舰上总值日军官在值日期间代表舰长负责管理全舰工作,除副舰长外,舰上一切人员都应服从他的命令。
后来维克多-亨利向他打听纳粹的情况,问他应该怎样跟他们打交道,基普-托莱佛忽然把身体坐得笔直,做手势时把弯曲的手指也伸直了,他的语气变得很坚定。国家社会党上了台,他说,其他的德国政党下了台,就象在美国民主党上台、共和党下台一样。这是从一个方面看问题。德国人喜爱美国,拚命要获得我们的友谊。帕格只要把他们当人看待,那么他就会发现条条渠道都对他敞开,情报会源源而来。报刊上有关新德国的评论都歪曲了事实。等帕格跟那班记者混熟以后,就会明白里面的原因——他们大多数都是心怀不满的左倾分子和酒鬼。
“希特勒是个真他妈的了不起的人,”托莱佛说着,放正了两个胳膊肘,用一只擦洗得很干净的手托住下巴颏儿,另一只随随便便地搭拉着,脸上容光焕发。“我并不是说,他,或者戈楚,或者他们一伙里任何一个,不会谋杀自己的祖母以增加他们的权力或者增进德国的利益。可这就是今日欧洲的政治。我们美国人实在太天真。苏联是欧洲必须面临的巨大现实,帕格——那些斯拉夫蛮子正在东方兴风作浪。我们很难理解那种感情,可是对他们来说,却是政治的磐石。共产国际不是在那儿打麻将,你知道,那班布尔什维克马上要出来统治欧洲,不管是用诡计或者用武力,或者是二者并用。可希特勒不让他们那样做。这是问题的核心。德国人搞政治的方式跟我们不一样——譬如说对付犹太人的手段——不过这仅仅是一种过渡现象,再说也不关你我的事。要记住这一点。你的工作是搜集军事情报。你可以从这些人身上弄到一大堆情报。他们对自己的成就很感到自豪,也喜欢向人夸耀,我的意思是说他们会给你真实的情报。”
帕格又去调马提尼酒,罗达就提出几个有关犹太人的问题。托莱佛斩钉截铁地告诉她,报纸上的报道全都言过其实。最坏的也不过是所谓的“水晶夜”一些纳粹打手出来敲碎百货公司的橱窗,放火烧了几家犹太会堂。连这也是犹太人自己招来的,是他们先谋害了德国驻巴黎使馆里的一个官员。托莱佛还说,他自己作为一个使馆工作人员,对这件事有种悲观的看法。那天他和他妻子正好在戏院里看戏,回家时候看见选帝侯大道上有不少碎玻璃,远处也有一、两起火光。可是根据时代周刊的报道,好象整个德国都在燃烧,犹太人都在遭到集体屠杀。不少新闻报道都互相矛盾,不过据他所知,没有一个人在肉体上真正受到伤害。为了抚恤那个死去的使馆人员,罚了他们一大笔钱,大概十亿马克之类。希特勒是相信用烈药的。“至于总统下令召回我们的大使,我看是一种多余的姿态,完全多余,”托莱佛说。“这只会使犹太人的处境更糟,同时也完全打乱了我们使馆的工作。在这儿华盛顿,简直没有一点点关于德国的常识。”
这个本来坐得笔直的战士又喝了两杯马提尼之后,腰也弯了,话也多了,他滔滔不绝地谈起海军内幕情况,回忆各种酒会,各个周末,几次打猎旅行,等等;他回想起有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