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克多-亨利上校。听起来多象美国人。”她用一双毫无顾忌的眼睛看着他。“我喜欢美国人。”
“我揣摩你遇见过不少吧。”
“啊,一大堆。一个比一个强,”她笑了。“轰炸可怕极了,不过也让人兴奋,是不是?生活从没有这样让人兴奋。你根本不知道晚上是不是回得了家。这样的日子怪有意思的。我知道有的女孩子晚上出门干脆把化装品和睡衣都带在身边。亲爱的老妈妈连一句话也没法说!”
这姑娘调皮而诱人的目光告诉他说,这可能是股情欲的火焰等你去点燃。战时的伦敦就是这样的地方,他想:“除此都不时髦!”但是这姑娘跟梅德琳一般年纪,在他眼里算不得什么;而他又刚同帕米拉-塔茨伯利沉闷、冷淡而辛酸地分了手。他避开她荡漾的眼波,说了些枯燥无味的关于晚间新闻的话。过了一会儿,一个身材魁伟的陆军中尉走了过来,邀请露西-索姆维尔喝一杯,她跳起身来走了。不久帕格也就离开了。他一个人呆在屋里,听了会儿丘吉尔的演说,就上了床。他在熄灯前重读了一遍罗达那封含情脉脉、缠绵悱恻的信。字里行间似乎有某种阴暗而不愉快的东西。他猜想她可能同梅德琳有了龃龉,尽管信里并没有提到女儿的名字。他心想,老嘀咕这事也没有必要,反正一两个月内就要回家。他睡着了。
罗达在去康涅狄格州的旅途上已经同柯比博士发生了暧昧关系。这就是帕格隐约察觉到的某种阴暗而不愉快的事。俗话说,受骗的丈夫总是蒙在鼓里的;尽管罗达在信里说话不够慎重,露了些破绽,但没有引起他的怀疑。
战争不但促成人与人之间新的亲密关系,也把旧的关系引向破裂。在这个忠实的典型——他海军中的朋友这样看他——接到他妻子的信的那一天,他和帕米拉-塔茨伯利之间并没有什么越轨行动,主要是那位姑娘已下了决心不鼓励他。而罗达从新伦敦回来的旅途中却失足了。这是事先没有想到和预料到的。如果硬要约她幽会,她准会畏缩、拒绝。她只是同柯比停下来喝茶。从那个小客栈的后窗望出去是一个美丽的池塘,里面有几只天鹅冒着蒙蒙细雨在粉红色的荷花丛中游来游去。他们单独坐在这个安静、舒适的地方,只有个老妇人侍候他们。他们对这次访问拜伦很满意,乡村的景色也很美。他们原打算停留一个小时,然后开车去纽约。他们谈到第一次在柏楚郊外的午餐,谈到在滕珀尔霍夫机场的离别,谈到在瓦尔多夫旅馆重逢时彼此的欢乐。时间过得很快,他们谈话的口气也越来越亲密。后来巴穆-柯比说:“这个地方可真舒适极了!可惜我们不能住下。”
罗达-亨利小声儿说,连她自己都很难相信这几个字是从她嘴里吐出来的:“也许能。”
也许能!这么三个字就改变了一个人的生活和品格。那个老妇人没有问什么,给他们安排了一间卧房。
在纽约,罗达和柯比在下午灿烂的阳光中听到了帕格深夜听到的丘吉尔的广播演说。罗达替梅德琳和她自己挑选的公寓很不错。房子朝南,屋外是一片低矮的褐色石头。阳光整天穿过白布帘的窗户照射到一间宽敞的起居室里。室里的陈设和装饰一律用白、桃红和苹果绿三色。装在绿像框里的维克多-亨利和男孩们的照片放在一架白色钢琴上。来访的客人对这地方高雅欢乐的气氛都有好评。
“他点起一把火,火势越烧越猛,直到把纳粹暴政的最后残余从欧洲扫光”柯比懒懒地坐在一把圈椅里吸烟斗,瞪眼瞅着收音机。
“华丽的辞藻,这个老家伙。”
“你认为他们真能抵挡住德国人么,巴穆?”
“帕格怎么说?”
“他刚到的时候来过一封悲观的信,以后就没有再来信。”
“真怪。他在那里有一阵子啦。”
“嗯,我对自己说,他如果有什么不测,我会听说的。我真担心。”
“当然。”
丘吉尔的演讲结束了。她看见他在瞧他毛茸茸的手腕上的表。“你的飞机什么时候起飞?”
“啊,还有一两个钟头。”他关了收音机,慢慢踱到窗前,眺望窗外。“景色不错。无线电城、帝国摩天大楼。可惜那座公寓楼把河上的景色遮住了。”
“我知道此刻你想要的是什么?”她说。
“什么?”
“喝点茶。到喝茶的时候啦。”她看见对方突然粗犷地咧嘴一笑,就半含羞、半涎着脸微笑着,急煎煎地加了一句“我的意思是真的喝茶,巴穆-柯比先生。”
“茶是我心爱的饮料。至少最近是这样。”
“别讨人厌啦,你!嗯,我去煮点茶好吗?”
“当然好。我正想喝茶。”
“我想我应该发誓戒茶才对,因为我最先是喝茶堕落的。”她诱人地扭动腰肢朝厨房走去。“如果我能用喝醉酒来解释就好了,可是我当时却跟一个牧师的老婆一样清醒。”
他到厨房看她准备茶。巴穆-柯比喜欢在一旁看她走动,他停留在她身上的目光使罗达感到自己又年轻起来。他们坐在阳光下的一张矮桌边,她彬彬有礼地把茶倒好,把涂上黄油的面包递给他。再找不到更平静、更庄重的一幅图画了。
“差不多同在麦琪逊太太的客店里喝的茶一样好,”柯比说。“差不多。”
“别提啦!你在丹佛要呆多久呢?”
“只过一夜。随后就得回华盛顿。我们的委员会准备会见几个英国科学家。从样本上看,他们搞出了些了不起的东西。我肯定他们会叫德国人大吃一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