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机场,驶过高速公路,就见道路两边的工业区边,巨大的发电站喷吐着白雾。随着中国工业发展,以前竖着高高烟囱,冒烟吐火的老式发电站已经被巨大的带一定倾角的圆柱发电站替代。这些发电站的顶部不再是浓浓的黑烟,而是白色烟雾,散发的硫化物气味也大大降低。
加上城市建成的上下水系统,以及污水处理系统,城市生活品质高速提升。已经全面胜过乡下的生活条件。
李润石作为核心成员,知道中国政府正在推动全民社保。这是一个耗资巨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如果中国无法赢得解放世界的战争,中国肯定拿不出钱来建设这个体系。想到这个问题,李润石又生出对何锐内心复杂程度的感慨。
对中国旧时代的上层来说,何锐是施政十分苛刻的雄主。对于中国产业阶层,何锐是令他们痛恨又期待的国家领导者。对于中国人民,何锐则是让他们欢喜又难受的劳动人民的一员,以及中国先锋队的领路人。
这并非是何锐刻意营造出的形象,在李润石看来,何锐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非常傲慢。何锐的傲慢并不是看不起人,而是何锐坚信自己掌握了现阶段最正确的生活方式。李润石好几次与何锐交过心,他发现何锐从不相信有救世主,也不信神仙皇帝。想获得人类的解放,只能靠人民自己。
所以不管是称颂或者反对的意见,都影响不到何锐的政策决定。何锐靠着他掌握的巨大的政治影响力,殚精竭智的将中国乃至于世界变成何锐期待的模样。
由于何锐是要将世界推进到下一个时代,所以这个时代的大多数人其实理解不了何锐,哪怕是何锐最热爱的人民也理解不了何锐的理想。
面对人民的时候,何锐的看法极端务实。人民有没有接受教育,人民在青年时代完成教育后有没有获得就业机会,在工作后有没有继续接受成人教育。再加上医保与社保,以及让人民有更深刻参与到社会化大生产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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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何锐看来,人民必须接受过“国家是处于优势阶级的统治工具”,“法律是实现阶级统治的工具”,“中国决不能阶级固化”在内的政治经济教育。之后,人民就要通过劳动来获得自身的发展。国家要提供的是托底的保障,而不是满足情绪的福利。
如此超级务实的态度,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现在还算可以,因为付出的确得到了回报。但是李润石认为这种态度过于务实,理想性不足,没办法给人民指出未来的方向。
在与何锐的交心中,李润石发现了何锐的另外一种傲慢。何锐很清楚现行政策的问题,但何锐坚持认为自己完全有能力完成全球解放,建起一个公平的国际秩序。到了这个阶段,中国就可以从优先考虑效率的阶段转向优先考虑公平,确定中国意识形态理想的新阶段。
李润石确信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何锐的态度明显有种主观期待凌驾客观现实的嫌疑,即便李润石非常欣赏何锐对于政治经济的深刻认知,认同何锐的看法没有错。但是这种态度在李润石看来依旧过于傲慢。
不过这种自己并没有意识到的傲慢也未必全是坏事,至少何锐在面对原则问题的时候不会退让。既然何锐的目标是让中国人民过上现代工业化的生活,那么何锐就不可能让人民放弃读书,而提前去工作。
事情与李润石想的差不多。何锐听完了报告,就立刻给总理吴有平打电话。很快,吴有平就到了何锐这边,听完了何锐的问题后,吴有平只是愣了一下,就用何锐这边的电话请经济部长到这里来。
经济部长听了此事,神色有些许变化,他解释道:“主席,现阶段劳动力匮乏的问题很严重。而且征兵中征召的都是优秀青年,劳动力效率也是很大问题。”
何锐问道:“提升劳动力效率的手段不该是教育么?国内并没有进行总动员,难道经济运行非得依靠童工?普通民众连学习的机会都要被剥夺么?”
经济部长一时无语。而何锐继续说道:“我非常认同李润石同志的看法,生活方式必须是一以贯之。学业都没完成,就去工作。这个口子一开,群众怎么看?我知道不少人说,群众觉得养学生太花钱,太难。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不是光去讲道理,而是要发挥强制,非得让学龄的学生完成教育!只有让人民认识到必须让孩子完成学业,那种絮叨才会变得毫无意义,最终被群众放弃。”
经济部长听完这话,知道何锐不可能改变看法,当即答道:“主席,需要更多预算。”
李润石觉得经济部长貌似有点不够诚恳,预算这种事情只要一提,大部分领导都会觉得麻爪。钱难挣,屎难吃,自古如此。从追求效率的角度来看,先把钱挣到手,再说花钱,是理性的态度。
何锐并没有被预算问题吓到,他当即给出了解释,“这次预算之所以这么久都没拿出来,是因为我提出了要求。以80%的中国人口生活在城市为基础来制定预算。”
李润石在经济部长脸上看到了震惊的神色,李润石自己刚听到这个计划的时候同样很震惊。这个计划的基础是中国一定能打赢战争,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就这么考虑,就是李润石认为何锐过于傲慢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