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随着财政司盐铁政策调整,来自以吴、鲁二国为主的海外食盐,得以光明正大地通过几大海关,堂而皇之地进入帝国本土市场。
当然了,在盐铁司外事部门的严格监管之下,同时,比起沿海走私,风险更小,规模更大。虽然因为产量、质量的缘故,很难成为市场主流,但是价格便宜啊。
外盐的输入,实则也是对帝国根深蒂固的“盐贵”、“盐商”、“盐帮”势力的一种冲击。同时,市面上供应多了,盐价也迎来三十年间第一次下降。
正统二十一年的上海盐价,斗盐仅71文,这水平,都快赶得上世祖开宝时期“盐改”上涨后的价格了。而上海盐价最高的时候,曾一度攀至斗盐108文,极大地影响了城市士民的生产生活。
然而,由于资源的集中,上海从来不少物资,这也能反应出,帝国其他城市的民生状况了。最显着的,便是两京了,若非朝廷顾及脸面,极力压制与调控,物价早就失控了。
而那些中央监管不力抑或影响力不足的地方,情况就要严重地多,因为天灾人祸,出现的骚动与民乱事件难以计数。
事实上,以汉帝国这近百年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化”的进程,国内人口与生产力的空前发展固然是根本,但若没有海外资源的弥补支持,也早就玩不下去了。
以南洋海盐的输入为例,且不管利益链条上的斗争与分配,对于普通士民百姓来说,从盐价的下调上,他们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当然,即便“吴盐”、“鲁盐”乃至“雍盐”、“越盐”能够通过官方渠道进入帝国市场,但沿海通江的私盐依旧猖獗,总少不了那些顺带着把盐拉回本土的商船,抑或是一些见不得光的“脏盐”,最终的去向,也是帝国州县乡镇。
南洋封国的产盐,可不会管购盐者何人,有钱即卖,而帝国的底层,从来不少冒险搏命的盐枭,也不缺挑着担子,推着独轮车,钻山村,下乡野,售卖私盐的行商脚夫。
至于煤炭,从世祖时期起,便由贵及贱,由北及南,不断发展,逐渐成为帝国士民生活取暖的重要燃料,尤其是城市居民。
在开宝晚期,“蜂窝煤”诞生了,它的方便利民,任谁都看得出来。随着技术的广泛传播,北方各地都诞生了大量“制煤场”。
然而,煤炭的使用,一直受到开采与运输两方面的限制,国内主产区在晋中与汝许,交通上是一言难尽,很难覆盖全国。因此,煤炭价格常年以来居高不下,也很难使蜂窝煤走入千千万万的寻常百姓之家。
而帝国对于煤炭的需求,却日益增长,尤其在冶炼事业上,煤炭带来的热值效益,是极其显着的。有市场需求,自然有精明的商人来满足这种需求。
恰恰在南洋各国,不管是南梁国(苏门答腊),还是爪哇岛上的雍、越二国,还有吴国,都拥有大片的露天煤矿,储量惊人,极易开采。
随着南洋煤炭的大举输入,帝国南方,尤其是作为经济核心的东南道州百姓,终于能够用上平价的蜂窝煤,享受着汉家儿郎大举开拓带来的福利。
当然,从海外各国,输入帝国本土的资源,远不止于此。通过这些丰富的贸易活动,也能反映出各国的发展与积累。
但即便如此,到了正统时代,于汉帝国而言,在资源上依旧是输出大于输入,因为,帝国拥有太多不可替代的资源了,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
丝绸、瓷器、茶叶,这老三样自不必多提,棉布,漆器,船舶,铁器,武器,包括书籍、技术,乃至人口,这些东西,同样是海外诸国急需的。并且,随着市场的开发成长,也不断增长。。。。。。
由世祖皇帝亲启,由太宗皇帝及刘姓诸侯巩固传承,由无数大汉儿郎乘风破浪、垦殖开拓,穷近百年之力,方才形成正统时代彻底蜕变、爆发的海上贸易规模。
就是世祖皇帝,生前恐怕也想不到,南洋战略给整个东亚带来如此深远的影响,汉帝国与南洋诸国会成为为如今的形态。
作为流通环节中的重要角色扮演者们,财富由此而生,纷争由此而起。平心而论,帝国海外贸易的长盛不衰,也与随之诞生的一大批利益集团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上海市,显然是这些人的基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