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继续讲我阿翁之事吧。在农事方面,我阿翁实施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在文化方面,又建造了弘文馆、史馆、崇文馆等来藏书……”
嬴政对建造藏书馆兴趣不大,却对后世的耕种制度很有兴趣。
于是,他目光灼灼地看向了李令月:“可否为我细细讲解一下‘均田制’与‘租佣调制’?”
田里的粮食产量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至关重要,但凡是头脑清醒的封建帝王,就没有不关心耕种之事的。
李令月对于嬴政会向她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感到意外。
她对着嬴政点了点头,道:“将我大唐的无主之地租予百姓种田,并向百姓征收赋税。我阿翁通过这种方式,让大唐从最初建国时的萧条中渐渐缓过了劲儿来……”
均田制这种制度源自北魏孝文帝,彼时,男、女、奴婢和耕牛均可授田1,北齐与隋、唐也沿用了这种制度。
到了隋唐时,官方取消了对妇女、奴婢的授田。一定程度上,这也使得在田间劳作的妇女们不得不依附于她们的丈夫2。
李令月无意评价李世民不给妇女、奴婢和丁牛授田究竟是对是错,因为发展到武周一朝,随着百姓人口激增,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均田制已经隐隐有崩溃的迹象了——朝廷已经没有足够多的田地可以租给百姓耕种。
在这种时候,阶级矛盾显然才是主要矛盾。
想要重新分配蛋糕,至少得先保住蛋糕甚至将被人夺走的蛋糕重新抢回来再说。
武皇与李令月若要抑制土地兼并,维持住均田制,其难度显而易见。
她们有心以法律的形式限定每家拥有的田地数量,每家可拥有的田地,则以爵位高低为准绳,依次递减。
但既得利者绝不会乖乖吐出吃进嘴里的肉,若要将新法推行下去,她们必将受到重重阻碍。
在李令月率军出征之前,武皇就在暗自为变法一事做准备。
这变法之事,不变则已,一变必要一鼓作气,否则一切便前功尽弃。
李令月将大唐的种种情况分享给嬴政后,又补充道:“每个王朝发展到中后期,大概都绕不开土地兼并这个问题。我大唐如此,大秦日后亦是如此。虽说陛下眼下还不需要为此而担心,但日后这也是陛下的大秦绕不过去的一道坎。”
早在李令月说起这个话题的时候,嬴政的脑子便已开始高速运转了起来。
在他看来,李令月所说的这个“均田制”,与当初周王朝实行的“井田制”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譬如两者都是拿出国家的土地,租给底下的人种,且都规定了这土地只能供这些耕种者使用,不能随意买卖。
若说其中有什么不同,便是这“均田制”是直接将田地分发到种地的黔首手中,由黔首来缴纳赋税。“井田制”则是周天子将田地租借给底下的诸侯,诸侯又将土地租借给卿大夫与臣属等,届时,诸侯及其手下的卿大夫给周天子缴纳赋税。
坐拥这些田地的诸侯与卿大夫经过代代积累,势力会变得越来越强。而在井田上辛苦劳作的黔首们,则没有任何好处可拿,他们在耕种之时自然也提不起干劲。
一百多年前,商鞅看出了“井田制”的种种弊端,于是,在变法的过程中,他“废井田,开阡陌”,允许土地私有化。秦国的黔首想要获得土地和爵位,便得拿军功来换,上战场去拼。
正因如此,大秦锐士才会如此悍勇,闻战则喜。
这种获取田地的方式,在战时没什么问题,待天下平定之后,他又该将这一条换成哪种策略?
若是像李令月的大唐一样,采用均田制,大秦与六国之地有没有那么多的田地?
嬴政渐渐皱起了眉。
秦国的军功制是按照人头来的,斩了几颗敌人的头颅,都对应着不同的爵位及田地奖励标准。
若秦国大军当真按照嬴政原计划的那样,逐一推平六国。等到六国灭亡之日,别说拿出无主之地来实施“均田制”了,嬴政很可能连本应兑现的军功制奖励都给不出来——六国的土地是有限的,即使是他,也不可能凭空变出许多地来啊。
总不能把在战场上立下军功的老秦人都迁到六国之地去种地,让原六国之地的黔首无地可种吧?若嬴政真这么做,便又要滋生一场动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