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的行动,是从1781年《费加罗的婚礼》上演开始的”。
“是的,具有革命意义”,这也是这部歌剧的魅力所在。
欧仁连连点头,于是二人的话题又从歌剧,转到了法国大革命上。
“法国大革命最终让很多极端革命分子,甚至是其领导人丹东都上了断头台,让人感觉到了一些荒诞。他们总是要确立不革命的人群,以确定自己的革命的性质和地位,所以他们的对立面,越来越狭窄,开始是法国上层贵族,后来甚至将范围缩小到领导革命的人”。
相对地革命对比狂热地革命,就显得没有那么热衷于革命,那么那些相对革命的人就得上断头台,理由是他们不爱好革命。
由开始的正义性演变到最后成为了一种恐怖主义,这就需要人们进行深思了。
就像雨果在《九三年》里说的那样,“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如果革命失去了温度,那便只会成为冰冷的绞肉机,把所有人吞噬的一干二净。
高小胜觉得要真正了解历史,便不能迷信于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广泛地阅读,才不会偏听偏信。
如果人们只知道一种观念,那这种观念便不是他们自己的,而是意识形态施加于个人的一种影响。
只有知道很多种不同的观念,人们才有分辨事实真相的能力。
欧仁或许一开始是赞同法国大革命的,听了高小胜的发言,也陷入了沉思。
一路上,二人的话题,变了又变,从革命引申到战争,对于越南战争,欧仁认为美国人是如此软弱,他们不敢反抗战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但高小胜表示完全相反的意见,美国人不是软弱,他们确实应该受到道德上的谴责,可是在强权之下,人民又怎么可能反抗呢,他们面对的压力是法国人从未体会过的。
这样的驳论还挺有意思的,高小胜倒是很享受这样的氛围。
青年人不就是这样嘛,大谈政治,却又完全不懂政治。他们是懵懂又茫然的,可又颇具有生命力,倒是有几分可爱在里面。
这种谈话时常是毫无意义的,可是这有什么要紧的,这代表人们还是关心他们的社会生活的。
要是连这样的谈话都没有,那才显得可怖,因为没有人在思考了,大家都沉迷于简单的感官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