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勤奋学习,他对《诗》的理解十分独特透彻,当时儒学之士曾传有“无说《诗》,匡鼎来。
匡说《诗》,解人颐”之语,是说听匡衡解说《诗经》,能使人眉头舒展,心情舒畅,可见匡衡对《诗经》理解之深。
但匡衡的仕途在一开始却并不平坦。
根据汉朝规定,博士弟子掌握“六经”中的一经,即可通过考试获得官职,考试得甲科者,可为郎中,得乙科者为太子舍人,得丙科者只能补文学掌故。
匡衡九次考试,才中了丙科,被补为太原郡的文学卒史。
但匡衡对《诗经》理解之深,已为当时经学家们所推崇,当时身为太子的元帝也对其深有好感。
汉元帝即位后,任用匡衡为郎中,迁为博士,给事中。
这时,京城长安一带发生日蚀、地震等灾变,匡衡乘机上书,引用《诗经》表明上行而下效的道理,劝元帝“减宫室之度,省靡丽之饰,考制度,修内外,近忠正,远巧佞,”
“任温良之人,退刻薄之吏,显洁白之士,昭无欲之路”(《汉书·匡衡传》,下引同),然后再在百姓中推广道德教化,弘扬礼让仁和之风。
匡衡的奏书得到元帝的赞赏,匡衡因此迁为光禄大夫、太子少傅。
在后几年里,汉元帝十分喜好儒术文辞,尤喜爱《诗经》,曾多次亲自听匡衡讲《诗》,对匡衡的才学十分赞赏,因此任匡衡为御史大夫。
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丞相韦玄成病逝,匡衡又代为丞相,封乐安侯,辅佐皇帝,总理全国政务。
匡衡可算是因明经而位极人臣的典型。
匡衡任职期间,多次上书陈述自己对朝廷政策的意见,陈述治国之道并经常参与研究讨论国家大事,按照经典予以答对,言合法义,博得元帝信任。
每当朝廷大臣讨论政务时,匡衡总是引《诗经》为据,认为“六经者,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着善恶之归,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意,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
故审六经之指,则人天之望可得而和,草木昆虫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
匡衡的主张得到元帝及成帝的支持,这与从汉朝中期就开始兴起的独尊儒术,推重经学,微言大义的社会风尚是分不开的,实际是汉朝统治者用以统治人民的一种手段。
汉元帝后期时,宦官石显为中书令,他结党营私,把持朝政,怂恿元帝加重赋役,剥削人民,但因有皇帝的宠幸,没人敢触犯他。
成帝即位后,匡衡便上疏弹劾石显,列举其以前所犯罪恶,并纠举他的党羽,这是匡衡所做的最后一件铲除奸佞,为汉朝廷尽忠的事情。
不久,匡衡被弹劾贪污,被汉成帝贬为庶民,返回故里,不几年,病死于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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