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象先对贺知章的评价虽有偶像光圈,但贺知章确实是善于谈吐,语言风趣,性情平和、舒朗,“当时贤达皆倾慕之”。
此后,贺知章的仕途一路平稳发展,升职到朝议郎、户部员外郎、起居郎,五十八岁时被任命为陕王(即肃宗)的侍读,又升为秘书少监、直学士、太常少卿、礼部侍郎、集贤院学士、工部侍郎、兼秘书监,八十岁升职为正三品的太子宾客、银青光禄大夫、兼正授秘书监,直至八十五岁请辞还乡。
开元十三年四月五日,贺知章同日被任命为礼部侍郎和集贤殿学士。
“一时两加荣命,足为学者光耀”。
在仕宦期间,贺知章的诗文书法才能被充分肯定。
玄宗到东岳泰山封禅,具体的礼仪、祷天的文章皆与贺知章商讨,贺知章还为祭祀的乐章作歌词。
皇帝宴饮、重大问题决策,贺知章更是不离左右,多有应制、唱酬(贺知章传世的二十多首诗中,三首是与玄宗唱和、奉制之作)。
贺知章的文章在当时名气很大,常“醉后属词,动成卷轴,文不加点,咸有可观”。不少大臣还请他书写墓志,润笔颇高(已出土八篇由其撰写的墓志)。
贺知章善草、隶书,“每兴酣命笔,好书大字,或三百言,或五百言,诗笔唯命。问有几纸。报十纸,纸尽语尽。二十纸、三十纸,纸尽语亦尽。”书法造诣之外,亦足见其才情。
贺知章的书法在唐代与张旭起名,被评论为“落笔精绝”,“如春林之绚彩”,“胸中所养不凡,源深流长,自然之道”,传世《孝经》卷被誉为唐代草书之代表。宋《宣和书谱》记载御府藏贺知章草书十二幅,惜已佚失。
绍兴东南宛委山南的飞来石上,曾有贺知章所书摩崖石刻十二行,原刻在南宋嘉泰年间漫灭,现在的石刻为后人重刻。
张旭之外,另一位唐代书法家钟绍京也是贺知章的好友,画圣吴道子还曾向贺知章学过书法。
“一花引来万花开”。贺知章对唐诗的继往开来作用显着。
他开创边塞诗雄壮激昂的风格、确立写景送别诗明朗向上的情调、开启“宫怨诗”之先河、培育了清俊脱俗的天然美的风气、突破咏物诗固有的范式;
首创向往隐逸遁世的田园诗,成为王维、孟浩然山水田园派的鼻祖;
注重言情、讲究情景交融的诗歌写法对李白、杜甫较大;
家喻户晓、后世尊为启蒙级的《回乡偶书》被视为回乡诗篇的奠基之作。
然而,在巨大的声誉面前,贺知章始终不骄不躁、正直坦荡,即使晚年放纵嗜酒,“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贺知章的肆意也仅是生活中不受拘谨,其实暗自有度。他喜好交游,所交往的人上自公卿、下自百姓,还有不少方外之人,饮酒、谈诗文、参禅论道,不但涉政治、不求利益、不拉帮结派。
他提携后进,善识人。据说初见李泌时,贺知章便断定“此稚子目如秋水,必当拜卿相”。当然,最着名的轶事是为李白金龟换酒、并向玄宗举荐李白。
李白之外,贺知章在孟浩然第一次入京时便与其相识,亦与王昌龄、严挺之、李邕、颜真卿的父亲颜惟贞等交好。
若以现代标准而论,贺知章智商、情商俱佳,人格完善、心理健康,教养、修养双优,故被时人评为“雍容省闼,高逸豁达”。
不仅玄宗推重贺知章,太子也如此,登基为肃宗后更是如此。
贺知章去世后十四年,念及当年侍读之情,肃宗追赠其为礼部尚书。贺知章并非肃宗作皇子时唯一的侍读,获此恩典,可知肃宗对他的看重。
在当时政治斗争激烈的情况下,能同时受到玄宗、肃宗父子并重的文人、大臣并不多。
贺知章,诗文能传世,书法也留名,政治还平安,真可谓功德圆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