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袁冬梅的心中所想,赵向晚大约明白了她之所以活得如此卑微的原因。
第一,价值感缺失。
或许是因为下岗之后当家庭主妇没有再与社会接触的缘故,回归家庭的袁冬梅的社会性减弱,很难从外界获得价值感,她对自身地位、意义的反馈信息均来自丈夫、女儿的评价。
女儿章亚岚高中阶段住读,只有周末、假期在家,再加上她性格大大咧咧,丝毫没有觉察到母亲的内心需求,无法给予袁冬梅所需要的赞美与肯定。
丈夫章石虎习惯了袁冬梅的付出,丝毫没觉得她把家里收拾得干净整洁、回到家有热气腾腾饭菜是件多么了不起的事,言语间缺乏尊重。他赚钱之后心性变了,喜新厌旧,挑三拣四,极尽打压之能事。
这样一来,袁冬梅慢慢接受的信息便是——我是个无用的人,我不配得到旁人的关心、爱护与尊重。
第二,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赵向晚在图书馆查资料的时候看到过一个案例,1973年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发生了一起银行抢劫案,罪犯劫持四名银行职员为人质,历经六天对峙,警方解救人质之后却发现他们对绑匪产生怜悯的感情,拒绝指控绑匪,对警察持敌对态度。因此,犯罪心理学中将这种在面对死亡威胁的情境下,人质为了求得生存,与绑匪之间形成一种顺从、忠诚的感情,命名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1]。
袁冬梅虽然不是章石虎的人质,也没有经历死亡威胁,但长期被家暴、求助无门的情境之下,她为了求生存不得不尽量表现得顺从、忠诚,并在生活中逐渐形成依赖心理。
曾经被打得肋骨断掉、内脏出血,那这一回只抽了两个耳光就是恩惠;
曾经被羞辱、被贬低,偶尔给点钱就是关爱。
章亚岚虽然想要帮助母亲,但她只知表象不明内里,对母亲要求过高,因此袁冬梅面对她提出的:离婚吧,我养你,只当是句孩子话。
养?怎么养?没房子住、没钱花,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拿什么养母亲?日子那么长,变故无处不在,“我养你”这三个字说起来轻飘飘,做起来却沉重无比。
赵向晚喝了一口排骨萝卜汤,笑着称赞:“真好喝。”袁冬梅炖的汤的确好喝,一股浓浓的肉香味,萝卜清甜。
章亚岚每次回家母亲都会炖各种各样的汤,早已习以为常,听到赵向晚夸奖母亲炖的汤,不解地喝了两口,眉毛一挑,心里暗自嘀咕:很好喝吗?也就一般般吧。
赵向晚的赞美朴实而熨帖,袁冬梅的内心滑过一道暖流。
这么多年了,第一次听到有人夸自己的厨艺。袁冬梅笑容灿烂,拼命地往她碗里夹菜:“来来来,喜欢就多吃点。”
章亚岚张了张嘴,却被赵向晚用眼神制止。
赵向晚吃了很多菜,她虽话少,但表情放松,双眼微眯,一脸的惬意与享受,用实际行动表示对袁冬梅厨艺的肯定。偶尔一两句点评,每一句都踩到了袁冬梅最期待的点。
“牛肉很嫩。”
袁冬梅欣喜地解释:“是,要事先拍好淀粉,还得把握好火候,不然就老了。”
“苕粉真入味。”
袁冬梅高高兴兴地传授做菜诀窍:“苕粉提前泡好,再加酱油、盐渍过,才能入味。”
“章亚岚有您这样的妈妈,真幸福。”
……
这句话直戳心底,袁冬梅忽然放下筷子,掩面而泣。
章亚岚慌了,攀着母亲的肩膀问:“妈,你怎么了?”
泪水从指缝流出,袁冬梅的声音闷闷的:“做了这么多年卫生、弄了这么多年的饭,你奶、你爸、你,从来没有人夸过我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