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涉面带微笑环顾众人,频频拱手示意感谢,愈发显得气度谦和。
他的心里,对此局面很是自豪。这扬州城里,只有他才明白,这些商贾挟裹着多么庞大的力量。他又带着一丝愧疚。毕竟他是宋人,至少,在半年前,还是个宋人。与之相对的,任凭眼前这些走私商人的牛皮吹破天际,走私本身,始终是在掘大宋财政的墙角。
淮南这边的泗州榷场,往年的商税都在四五万贯上下,今年因为南京路厮杀的关系,骤减为一万三千多贯。但实际上,就在泗州东侧的楚州,每年仅仅走私输出的粮食,价值就超过百万贯。不谈粮食出口为朝廷所禁止,只按榷场的平均税收来算,此地逃避的税收足有十万贯。
贾涉估计,从楚州走私出口的货物,总额较之于海上走私,顶多只有一成。以此推论,海上走私逃避的税收有多少?那是数十万贯,百万贯甚至更大的数字!
大宋在广州、福州、庆元府三个市舶司每年的收入,多少人视为财源死死地盯着,那总共也不过两百万贯罢了。
继续推论可知,如今南北双方的贸易额,将近大宋对南海诸国贸易额的一半,这是前所未有的,爆发式的扩张。
不过,大宋始终是天下最富庶的大国,朝廷自上而下都大手大脚惯了,攀附在大宋朝廷这株乔木的丝萝又太多,分去了无数养分。故而哪怕大宋每年岁入总计不下两千万贯,依然入不敷出。就算没有走私,一切都是明面上的生意,市舶司的收入正常增加百万贯,不过扬汤止沸而已。
这也就是临安朝廷能够容忍走私的存在,而且诸多官员兴高采烈插手的原因。
对大宋的官员们来说,这一块落在朝廷手里聊胜于无,落在自家手里,那可是妥妥的几世富贵。如何选择,根本不用犹豫。
官员们既然普遍都作如此想,期间种种不堪入目的场景,自然也落在史相眼里。
可史相从没有试图去阻止。
在上海行组建的过程中,贾涉曾经深入参与,还是许多规章的主要制定者。他在奔忙筹备的同时,也就了解了史相的心意。
皆因在史相眼里,这一注庞大财源,首先是他用来赏赐分肥,拉拢自家众多党羽的工具。
近年来史相的势力范围越来越广,依附的官员越来越多,要让这群贪婪的狗彘吃饱,史相实在也期盼这财源很久了。
另一方面,史相身为大宋的宰执,自然也有高屋建瓴的眼光。
在史相看来,大宋在走私,北面大金也一样在走私,付出的还是珍贵至极的战马、人参、药材等物资。
两边各自以同等力度挖起墙角来,以大宋的富庶,绝对比北方任何一个政权都能支撑。况且大宋还获得了稳定会子币值的好处,比北方又胜过一筹。
史相或许还觉得,让那些崛起于草莽的定海军兵匪通过走私海贸享受富贵,有助于消弭他们南下劫掠的劲头。
但是,史相错了。
史相在政争的时候,常用富贵贿赂的手段,可他毕竟是个出身大族的读书人。他没有做过生意,没有吃过苦,没有接触过底层的百姓和官吏,没有经历过边疆的锤炼,对水面下许多事务的运行道理并不了解。
在北方,大金本身就是个空头傀儡,定海军以官方的身份直接主导贸易,又将贸易所得直接在军府内部进行分配。
这个新崛起的政权始终是建立在武力威慑上的,贸易体系只是给军队输血的工具。
又因为政权内部的绝大多数人,都盼着自己能紧跟着周国公郭宁,在政治上更进一步,乃至封妻荫子。
所以目前为止,大部分人劲往一块儿使,郭宁能保证内部铁板一块的局面,偶有自家人贪污分肥,立遭惩治。
过去两年的贸易,定海军本来就没有收税,所以压根就没有损失任何税收。但贸易所得的利润里,绝大多数都补充到了政权中急需用钱的各方各面,尤其军队的扩充,在此项上得益极大。
在南方,大宋面临的局面却正好相反。
贸易是要人去做的,在获得天量物资和利益的同时,要维持贸易路线、组建运输渠道、打通诸多节点、分配巨额好处,都需要人去操办,需要人力、物力、财力、权力的不断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