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汉末,天下大乱,在许多人眼里,未必不觉得董卓也有机会成为一个肃清天下的英雄,而自己追随董卓也未必不会成为传说中的王佐之士。
蔡邕当时大约就是这样想的,所以他开始受逼迫与董卓合作,而在合作的过程中显然是越来越投入。
最后,他听到董卓死于非命的消息,竟然一时情不自禁,实在无法像大家一样表现出高兴的样子。
他叹息的不仅仅是董卓死,而是自己看错了,好些年的努力和投入都化成了灰飞。
其实有这样想法的,不止蔡邕一人。
《后汉书》中有这么一段:“卓乃遣大鸿胪韩融、少府阴循、执金吾胡母班、将作大匠吴循、越骑校尉王瑰譬解绍等诸军。
绍使王匡杀班、瑰、吴循等,袁术亦执杀阴循,惟韩融以名德免。”
里面提到的人大多都是名士,而董卓派遣他们去劝解袁绍和袁术,最后被杀了,也是因为他们是真心投靠董卓的,想要立功表现。
而因为韩融太有名望了,所以袁绍等人就放过了他。
可笑的是后来他又回到汉代献帝身边,这是说得好听的,说的不好听的一点,他其实又回到董卓集团,成为了董卓的走狗。
为什么东汉出了那么多名士,为什么他们会有那样的做派呢?
这就得说东汉特殊的人才选拔制度,东西两汉基本是一脉传承,东汉人才选拔也是两个方式。
一个方式就是民间举孝廉这些,第二个方式就是所谓的征召。
征召呢,就是说职为级比较高的人,自己从民间选拔一些人做自己的下属,从而把他送上权利的快车道。
这两种制度呢,就会产生奇异的效果。
第一个呢,举孝廉,就是这个人需要在民间有名气。
这个名气就是在孝和廉两方面,所以东汉人非常讲究孝,一般人得守孝三年。
这个守孝三年,就是在汉朝的时候普及出来的,甚至演变出其他内卷的情况,有的五年,有的七年。
甚至其他内卷的情况,什么芦衣顺母,亲尝汤药,拾葚异器,埋儿奉母,卖身葬父,卧冰求鲤……
反正是只有更卷,没有最卷,卷死人不偿命。
可见在任何时代,卷一直是贯彻始终的。
毕竟现实的资源是有限的,这是赤裸裸而残酷的事实,不可回避。
孝卷完啦,还有一个就是廉,就是来了爵位也好,来了金钱也好,往往我不是扑上去。
而要非常谦虚,要拒绝,即使内心非常想,但表面上伱还得拒绝,假仁假义的。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口碑,获得大家的尊重,才有举孝廉的机会。
为了这个机会,装也得装,不装也得装,卷也得卷,不卷也得卷,毕竟没人看得清楚你心里怎么想的。
还有一个人才选拔方式就征召,这征召呢,职级比较高的人自己选下属啊,从民间选。
那这里边就有问题啊,这个人进入职业快车道,或者当上一个朝廷官员,他不是来自朝廷考核,完全是来自私人关系。
既然是来自私人关系的话,这东汉个人就非常强调他们对自己的老师也好,或者对自己有知于之恩的这群人的感恩之情。
这件事儿在东汉人的个人情感当中,实际上有时候往往是高于他对国家情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