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走到江左境内,陶珠儿还能感觉到关注点的同步的话,到了南湖道,身处异乡的感觉就很重了——在江左,每每遇到羊城港方向来的旅客,大家必然都是要探问定都大典的事情,还有留声机、展览会等等,言语之中,那股子羡慕向往的劲儿就别提了。
同样,在江左的几个港口重镇,蒸汽机、发电机、电灯这些东西,还算是比较常见的,至少,从码头往城内的那条街,往往也是生意最繁华的地方,很多店家在晚间都会用电灯作为招徕,包括街角的戏台,也都挑了灯盏,一到晚上,戏台前就聚满了街坊,来看戏的、听人说书读报的,或者干脆就是来蹭亮自己学习的,还有执夜勤的更士,靠着站在台下打呵欠:人多且必然聚集的地方,都是要有人执勤的,别的不说,防止打架、偷窃,什么也比不上更士亲自站在那里有效。
毕竟是从十几年前起,就经过丰饶县的翻山路,和福建道建立起联系的地方……江左这一道,不声不响的,旁人很难留心,却什么好事儿也没有落下:人口是丰盛的,因为多年来实行的‘盐糖换子’政策,留下了许多孩子的性命,识字率也好看,江左这里的三姑六婆,也是最早一批信仰六姐的人,她们上下流窜,和本地的白莲教帮会联系在一起,不知不觉间门,早就完成了白莲教的买化。甚至还经常登上《吏目参考》,作为民间信仰和买地工作主动融合的正面例子哩。
比起闹事的北方教派,还有广府道那边,被真老母教鼓动起来闹出的大案子,江左这里的‘纯老母教’,就显得很有优越感了,他们的‘纯’字,是后来自己加上去的,以示和其余流派有明显区别,纯粹信仰六姐这个圣女,非六姐许可之事不做,非六姐许可之言也不传播,在江左境内主要的活动,就是到处教人扫盲,用盐糖换来婴儿性命,同时组织人手去买地那里做工赚钱。
这三样事情,对于世道民生,无疑都有相当的好处,等到之江道被买地半吞并之后,江左这里,和买地接壤的地方也就更多了,经济往来也更加密切,早就有点儿‘不买而买’的味道了,买活军的办事处,到后期发挥的就是大半个衙门的功能。
来自买地的商人,大喇喇地经过首府,跑到景德镇方向去开矿开厂做买卖,当地的大户一声都不吭——也没法吭,和买活军毗邻而居,声息于闻,谁知道什么时候,买活军一时兴起,就会吞并江左?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不是人过的,大户不是分家,就是迁徙,反正地头蛇早都散了,买地的商人在景德镇丝毫没有对手,越发叫他们得意起来,甚而还开设了所谓的研究中心,想着把景德镇这里各窑烧瓷的手法,归拢过来一起钻研,再把产量拔高一二,他们的说法还很好听:“不然,玻璃器的价格一跌,恐怕瓷器的销量也要受到影响的!”
这话其实也不无道理,不过,景德镇诸窑一声不吭十分配合,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背后的靠山基本都跑了,余下的匠人、掌柜等,不敢,也犯不着守着秘方,还不如拿出来换点分,自己还能摇身一变,以技术专家的身份继续烧窑。
这样,江左这些年来,又有瓷器,又有高产稻种,且还占据水利之变,仗着买活军注重兴修水利、开发水运,也是异常繁盛,等到买活军吞并江南,没有任何滞涩,江左就完全融入体系之内了,至于余下那些地方官,再愚钝的,这十几年下来也早就相好了前路,纷纷各奔前程,再没有人想着负隅顽抗,和买活军斗争到底的。
江左的老百姓,看得出来日子都过得很好,浑身上下都是买货,言谈间门,也多为踌躇满志,很多人都在谈小水电站,或者是认为,江左道应该尽量争取,在九江附近设一个船厂,这里是水系汇聚之所,造船最合适不过,尤其是机械动力船,倘若一造出来,必定会对大江航运有重要影响云云——这可不是吏目之间门的交谈,而是船只停泊靠岸时,随意走动间门,在茶馆、食肆以及戏台下,都能听到的民间门之言!
可是,船一入南湖道地界,这不同之处就逐渐浮现出来了,南湖道这里,渴望知道定都大典相关细节的,也有,但多是吏目、更士、富商、学子这些较上层的人物,贩夫走卒,对于定都大典,所知便不是很仔细了,兴趣也并不大,别看不过是几日的航程,给陶珠儿的感觉,发展程度似乎能有个几十年的差距——当然这也是实情,起码彼此间门就差了靠近买地的那十余年发展。
十余年前的江左道,可能和现在的南湖道比还要更差一些,毕竟江左、福建、之江这三个地方,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地少人多,百姓穷苦,不得不另谋种地之外的生路,而南湖道素来是天下粮仓,农民的日子还是相当好过的,治安也要比这三地安定一些,不必担心海寇入袭,也没有关陇一带,民不聊生,各处义旗林立,将来不保的恐慌感。
或许是因此,南湖道的百姓,给陶珠儿一种淳朴的感觉,明显不像是福建道——尤其是之江道那一带的百姓那样,心眼子多,且以灵巧为荣,仿佛一句话都要在心里转个十二三个弯,这才算是聪明,南湖道这里,哪怕是来做生意的小贩,也远没有绍兴小贩那样热忱,似乎是狠了心非得要做你这一单生意不可,他们的叫卖里有一点懒懒的味道,反正我叫是叫了的,你要买,略微讲讲价也可以,要是还得寸进尺,那就难免把脸一沉,挑担就走,倔性子上来了,“我还不想做你这门生意!”
这股子倔性子,时而发作,时而又消失了去,让他们有些难以预料了:对于那些跨江而来的客户,南湖道的农民也是有点无可奈何的,“也都是苦哈哈的兄弟,江北的日子,不好过呀,他们活不下去了,千方百计渡江来找一条活路,还能怎么办呢?虽说是带来这么多的麻烦,但有时候看到江里那个小船,好像过不来了,要被漩涡卷进去了,那还不是要敲锣打鼓,赶紧回村去张罗一下,把他们救过来?”
在陶珠儿出身的客户人家,这种情况是决计不会出现的,明知道对面过来是想来种地,挤占有限的耕地,围屋必然会爆发极大的凝聚力,准备和对面拼个你死我活。南湖道这种温情脉脉的情景,在她看来只能说明三点:
一、南湖道耕地不少;二、南湖道现在稻米产量高,而且农民逐渐有做工的机会,活有点干不过来了,农民觉得分出去一些也无妨;三、当地的地方官,工作做得很扎实,真正领会了上层一再强调的政策重点,把分家、迁徙工作当做一等大事来处理。
这三点若缺其一,南湖道沿江的局面,就远不会如此和缓了,村民把守江面,不许对面船只靠岸,甚至随时发生械斗,把对岸的百姓当盗匪捕杀,不许他们上岸抢食,这才合理些。陶珠儿心中暗道,“布置这些政策的人,是有大智慧的,一路行来,真觉得我们更士处理的那些问题,只是细枝末节,或者说是生活中必然泛起的残渣。而真正的大矛盾,必然是通过大政策来预先消弭的,如果没有预料的话,等问题变成普遍性的案件,那,其实我们更士也无能为力了,只能任其成为一种社会现象。”
虽然嘴上不说,但她平时在工作中是有点儿自卑的,毕竟身边的更士中真有能人,在破案、扫荡上各有专才,陶珠儿只是擅长处理文书而已,并不觉得这是什么了不起的本事。虽说从小离开老家之后,也成功在绍兴安家,又有了一般人看来已经很光明的前程,但依然时常自觉天真幼稚,不如同事见识透彻,对于他们的工作,并没有上手的信心。
但如今,走出了自小长大的繁华买地,来到新进之地,所见的广了,除了衣食住行、吃喝玩乐这些浅薄的对比之外,民风的种种不同,倒令她自觉眼界开阔不少,见事也明白了许多,比起在绍兴翻看报纸,眼见为实,似乎真正具备了较大的视野,对于很多事背后的缘由,不像是以前那样模模糊糊了,逐渐有了一些自己的观点。
“南湖道的问题,这还只是开始呢,远远没有那么容易解决的……现在的南湖道,土地中有很多都是北湖道的州县,彼此之间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想要杜绝江北的流民,哪有那么简单?更何况这也不是单一现象,只是在南湖道最为明显罢了,江左一样有跨江流民的问题,只是交通发达,而且民风不同,江左流民更愿意往外分流——本地又没有什么耕地可以去争的,因此一忽儿就完全被消化掉了,绝不会停滞下来,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同船的外派吏目,也是这样说的。陶珠儿乘坐的是条件比较好的官船,所谓的条件比较好,是指每个人都能有一个独立的隔板铺位,船内的空间门也比较宽敞:说起来,这也要归功于长达十年的‘大江治水工程’,从川蜀那边往下,感觉还不会很明显,但江左作为买地通往大江的第一个省份,已经开始享受好处了。
很多险滩被疏浚、炸毁,水面宽阔平直之后,现在的新船就可以造得比较大了,官船的乘客也少,一船五六个而已,这样,陶珠儿等人不必睡在科考间门一样的小格子里,白天把木板拆下几块,余下的当座位,晚上装上木板,斜签着睡在铺位上——竖着横着都是伸不直脚的,非得斜签着不可。现在他们是有一铺可以伸直脚的床了,甲板边还有镶嵌玻璃窗的篷子,设了桌椅,白日乘客可以坐在那里吃茶谈天,这条件,对海船来说依然艰苦,但在长途江船里算是非常好了。
由于买地这里,吏目、更士的调动迁徙很频繁,就出现了这种班船,专门给调动或者开会、出差的吏目乘坐,沿岸码头停靠,吏目们上船下船,通过上一班送的纸条来协调,比如说,陶珠儿定了四月十三日动身,乘十七日的班船去叙州,那么她三月十三日就要写信给松江码头,定了四月十七日的班船,班船要写明了她上下的码头,这样三月的班船就会带着她的信息往前去行驶,每到一站都留下印子,这样码头这里就会知道,到这里的班船都有多少位置有人,多少位置空着,可以安排什么人乘到什么区间门,如此一站站往前带信去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