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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进回答：“只是有一些怀疑想要证实。我希望是我想多了。”

余钺又错开眼神，心里已经明白江进的指向，他没有选择装傻，也不打算表态。

江进见状，自顾自道：“你可以不回答我，我先说我的，你听听看。”

“要给有精神障碍的犯罪嫌疑人定罪，至今都是司法判定上的难点，关键就在于如何判断在犯罪的时候无刑事责任能力。如果精神病人在犯罪时没有发病，最终还是要负刑事责任，但会轻判。问题是怎么证明呢？发病是主观的，判定却是客观的。以前也有判例，犯罪嫌疑人是急性突发短暂精神病，之前没有精神病史，偏偏就在案发那几秒钟之内，犯罪嫌疑人发病了，经过司法鉴定只能免除刑事责任。”

精神病人杀人不负刑责，并非外界以为的那样，只要医院给诊断，或者犯人装疯卖傻就能蒙混过关。这里面有三个要素，缺一不可。

首先，必须是精神病患者犯罪，戚晚符合。第二，必须经过司法鉴定程序，戚晚也符合。她的发病历史和住院材料早已递交，确认无误。第三，是目前比较有争议的一点，那就是在犯罪时要确定戚晚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或者无法辨认自己正在犯罪的行为。也就是说，要么就是戚晚搞不清楚自己在犯罪，要么就是戚晚控制不了自己，因此导致悲剧。

照目前的证据来看，戚晚在案发当晚做事说话是有条理和逻辑的，在张大丰和周长生相继倒下之后，她还给两人和现场拍了照片，还知道删除监控视频中自己的部分。案发之后，戚晚和郗晨、辛念还在雨中商量下一步对策。

如果她当时正在发病，这些步骤不可能完成。不过最终判定还要看法庭审讯结果。

站在江进的角度，他认为这件事已经没有辩解的余地，但就在这个时候余钺提供了一份笔录。

余钺作为戚晚最亲密的人，也是唯一一个有机会记录下戚晚日常的人，他提供了一份详细的笔记。

笔记中记录了戚晚每次发病时的表现，她在精神混乱的情况下还能像是正常人一样做事说话，当然那种状态是疯狂的，可是在过程中却依然有自己的一套规律，且具备条理性。

清醒之后，戚晚对自己做过什么一无所知，她的记忆会出现断片，有时候会记得一些，却以为那些都是自己做的噩梦。

事实上在戚晚住院期间也曾多次发生过类似情况，出院后改善许多，只偶尔发生。

做笔录的时候，江进就问过余钺，既然出院后病情反复，为什么不告诉戚晚，为什么不送她回医院继续治疗。

余钺的解释是，戚晚不想再回去，而且就那么两三次，情况不算严重，他不希望给她造成太大精神压力，私底下也问过医生，这种情况是否要回医院治疗。而医生的答复是，先观察看看，如果有进一步激进行为，就要住院。

余钺的笔录等于侧面证实了戚晚的病一直没有痊愈，而且他还提到在十三年前案发当晚，他见到的戚晚也处于同样恍惚，像是“灵魂出窍”的状态。

余钺虽然没有直说，但等到这些内容送到辩护律师手里，必然会将次作为疑点，指出戚晚在作案时的精神状态不稳定，很可能是在发病。

要佐证这一点也不难，戚晚在写小说之后也曾有过“角色扮演”过于入戏的表现，她还会将自己代入杀人犯。

目前看来，刘锋鸣这个案子追究真凶的意义已经不大，因为是刘锋鸣先拘禁小心和戚晚在先，而且在拘禁过程中有过威胁、恐吓，甚至威胁到小心和戚晚的生命，所以即便是戚晚和小心联手杀死刘锋鸣，在法律上也属于正当防卫。

事实上，余钺的笔录影响最大的也不是刘锋鸣这个案子，而是十三年前那个雨夜。

这个案子对郗晨、辛念和戚晚最为不利的点就在于，她们最初是有杀人动机的，否则就不会联手骗张大丰，并给他下药。

在控制住张大丰之后那数个小时中，按照她们自己的说法，她们曾有过动摇，设想过不杀人的处理方式，但最终还是搭进去两条人命。更有甚者，事后她们还联系上靳寻，请靳寻代为处理现场。

在一连串的犯罪事实面前，那些所谓的主观上的“曾有过动摇”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许多犯罪嫌疑人在审讯中和法庭上都有过类似的说辞，比如“我不想杀他的”，“是他逼我的”，“我想过收手”，“我也不想这样”等等，但法律就是法律，法律要看证据，看事实。

不过在这个案子里，郗晨、辛念的情况又和戚晚不同。

郗晨的自首情节更为主动，还提供大量证据协助警方破案，那次直播内容也因此成了最重要的视听证据。虽然直播里提到的内容并不是每一件都能找到直接证据，却给警方后面的调查提供线索指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