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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7章 众党人中罪最甚(第1页)

这时候,柳宗元从监御史里行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这是中书省礼部的属官,正六品,掌管礼仪、享祭、贡举之政。

柳宗元就任此职,是超资提升。而从他整个历官过程看,正是循着正字校书、畿县尉、御史、拾遗郎官的捷径前进的。做到员外郎,就为直登宰辅开辟了道路。所以他后来说自己是“素卑贱,暴起领事”(《寄许京兆孟容书》),又说“仆当时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里行得礼部员外郎,超取显美”。柳宗元这是少年得志,轻取高位,仕途上有着远大的前程。

柳宗元在参与王叔文一派的政治斗争中,起着重大作用。他以热情昂扬、凌励风发的气概,开始施展自己“辅时及物”、“利安元元”的抱负。

王叔文集团执政后,在其权力所及的范围内,陆续采取了一系列革新措施:一是强化朝政,收回利权,加强中央王朝的财权和军政大权,改变贞元年间大权旁落、政出多门的局面。二是打击弄权的宦官和跋扈的强藩,包括罢除为皇帝侍弄鹰犬、乱政扰民的“五坊小儿“,停罢“宫市“,从而给长期以来专权干政、权势显赫的宦官以一定打击。三是政治上打击贪暴,进用贤能。四是减免赋税、革除弊政。取消了一些苛捐杂税,下令“天下诸道除正敕率税外,诸色榷税并宜禁断,除上供外,不得别有进奉”,等等。

但是,王叔文一派执政的时期,按顺宗李诵在位的时间算,仅仅半年。如果按王叔文个人在朝计算,由于他六月即因服母丧去官,实际执政柄仅一百四十六天。

就在这样短短的时间内,中途的四月份李纯已立为皇太子,革新派明显受到牵制,势力已逐渐衰退。所以真正能够推行革新方针的时间不过两、三个月。

但就在有限的时间内,王叔文一派敢于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改革朝政,打击拥兵自重、骄横不法的强藩,压制干政弄权,蠹国害民的宦官,举贤用能,减免赋税,清除朝廷积弊,解除民间饥苦。在那些攻击他们的历史文献里,也不得不记载他们的许多“善政“。如反对派韩愈在记录他们采取的一些措施的反映时,就用了“人情大悦“、“百姓相聚欢呼大喜“等字样。可见革新的声势及其成效。

王叔文集团被时人称之为“二王、刘、柳“,这也可见柳宗元在革新派中的地位。他后来自认“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寄许京兆孟容书》),也表明了他在推动当时的革新斗争所起的重要作用。柳宗元在顺宗朝,以其杰出的文才,负责诏命章奏的起草。他后来回忆自己“以文字进身“(《上河阳乌尚书启》),“宗元无异能,独好为文章,始用此以进,终用此以退“(《上李中丞献所着文启》),可见他在顺宗一朝的诏诰制命等文字工作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起草诏诰制命,必然牵涉到政令、人事等重大问题的决策。从他以文字得罪的情况分析,还可知他当时写了不少代表革新派主张的战斗文献。

除了文字工作外,柳宗元、刘禹锡等还负责参与谋议,采听外事。因为当时李诵重病缠身,王叔文、王伾在宫中实际执政,这就要柳、刘出面担任朝廷内外的大量工作。

柳宗元是早负高名的青年朝官,在社会上富有文名和威望,也确实能起到联络内外、引导舆论的作用。而他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才干,又使他在朝廷的谋议决策中,居于重要地位。后来他回忆自己当时“很忤贵近,狂疏缪戾“,而反对派对他“诃万端,旁午构扇,尽为敌雠,协同心攻“(《寄许京兆孟容书》),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他在激烈政治搏斗中的表现。

王叔文一派得以执政,是依靠了皇位交替时期而嗣皇李诵又身患重病的特殊时机。虽然他们积聚了一定的势力,但始终处在宦官和保守派官僚的包围之中,依靠的又是一个病弱的皇帝,地位是很不稳固的。他们所采取的措施,又直接触犯了宦官和藩镇。

在朝臣之中,宰相贾耽、郑瑜等始则首鼠两端,继而相次归卧,取不合作态度。特别是神策军权掌握在宦官手里,谋夺军权的失败,已预示了革新事业惨淡的前景。

王叔文等人做为新进的官僚,从一执政就受到反对派的攻击,朝臣中有人公开表示:“吾不能事新贵“。侍御史窦群攻击刘禹锡“挟邪乱政,不宜在朝“。连王叔文在户部的僚属孟简等都起来反对他。

四月的立太子问题,王叔文集团更是受到了重大挫折。

由于王叔文集团所依靠的李诵是个重病缠身的人,皇储的选择就决定着他们事业的未来命运。在君主专制的时代里,任何人搞革新都要取得皇帝的支持。

李诵的长子李纯,是王叔文革新事业的反对派。依据柳宗元《六逆论》的观点,择嗣之道不计嫡庶,而要看是否“圣且贤“,这当是王叔文一派的共同看法。因此,王叔文等人预谋排斥李纯,另立太子。这就给革新派种下了祸根。李纯即位后对包括柳子在内的“二王八司马“从严惩处,在皇位问题上的积怨是个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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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纯立为太子,整个斗争形势急转直下。在朝廷内部,正如李诵即位前许多人看到权势所在趋附王叔文一样,这时许多人转而投靠保守派。

宰相中如高郢、贾耽等一开始就是态度暧昧,等待观望,这时都转而对王叔文取抵制态度。就是被视为革新派在朝廷的支柱的韦执谊,看到王叔文大势已去,转变风向,去极力讨好反对派。

宦官俱文珍等勾结强藩,对朝廷施加压力。荆南节度使裴均、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河东节度使严绶等三大藩帅交章论奏,逼迫李诵退位,要求李纯监国。

韦皋的奏章中写道:“今群小得志,隳紊纪纲,官以势迁,政由情改,朋党交构,荧惑宸聪……危殿下之家邦,倾太宗之业“。在内外交攻之下,王叔文等人已逐渐失去了实际的权威。

王叔文借用杜甫咏诸葛亮的诗句,发出了“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沾巾“的喟叹。他已自觉到改革事业失败的必然性。到了六月,王叔文母刘氏病故,他只得停官守丧。

这样以来,韦执谊不用其语。王伾托杜佑出面,请起复王叔文为相,且总北军,不得;又请为威远军使平章政事,又不得。三次上章论奏,均未成功。他只好托病不出。到了八月四日,李诵被迫退位。九日,李纯继帝位,尊李诵为太上皇,改贞元二十一年为永贞元年。李纯登基为宪宗,标志着“二王、柳、刘“的革新事业彻底破产了。

宪宗登基的第三天,就开始对顺宗朝执政的革新派代表人物加以贬黜。王叔文贬为渝州(今重庆)司户,伾王为开州(今四川省开县)司马。这实际上是把他们交到了革新派的敌人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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