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然是因为中原人读书了!”这个回答让张苞和王平都一脸惊愕,搞不清这是何意。
刘禅看着他们俩,轻轻一笑,接着解释道:
“在我们还不读书的时代,君主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很少会去多想,也很少会质疑他做的事情是否正确。
然而,一旦我们开始读书,就会明白许多所谓的道理。尽管这些道理正是那些先贤希望我们了解的,但问题在于,我们的先贤实在太多了些。
比如儒法两家之争,儒家和法家在我大汉是最为兴盛的两大学派,但这二者之间的辩论也持续了几百年乃至上千年。
单看儒家,孔子、孟子、荀子及其门道,甚至是董仲舒所讲的道理,都是正确的。
同样地,如果只看法家,管仲、士匄、子产、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等法家先贤的话也同样没错。
但是一旦把这两者放到一起比较,他们就开始没完没了地争论起来,即便最终将两者融合成礼法之学,也无法平息彼此间的争斗。
于是就出现了问题:儒家为了胜过法家,就需要去研究法家的思想,寻找其破绽;法家要压制儒道,就得找出儒家的问题所在,这样双方互相辩论的过程中,思想观念自然会发生变化。
他们的弟子们也开始争论不休,导致各方的想法愈发不同。
老百姓们在这种看热闹和学习的过程之中,逐渐产生了自己的观点。
这就是过去所说的‘百家争鸣’,各家宣传自己的理念,并不断启发百姓们的智慧,让他们既懂得了道理,也学会运用自己的大脑去思考这个世界。
用得好时,百家争鸣就会涌现大批人才,如同源源不断,各种器物兵法层出不穷。
但如果用得不好,就会出现君择臣、臣亦择君的情况,甚至会催生出像当年陈胜、吴广那样的起义军,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样的口号。”
出生在皇家,实际上很多皇室成员都会思考一个问题:百姓可以被利用,百姓的无知可以使人安心。但作为一个称职的君王,至少不能因为明白这个道理就真的去剥夺人民的智慧。这样做虽然能使自己的地位稳固,但却会让整个国家彻底走向衰败。
刘禅的这番话,使在场的两人陷入了深思。王平尽管从未进过私塾,也没完整读过一本书、认全一个字,但他并不愚笨,反而相当聪明。
他很快就理解了刘禅话语中的含义:
“殿下说的是,那些边远部族之所以贫穷弱小,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启迪民智。他们之所以臣服于高定,是因为他们不知道高定所做的一切是否正确!”
“子均你说得很对,正是如此!”刘禅满面笑容地点点头,“无论是益州的蛮人、夷人,还是北方的其他异族部落,他们之所以不能持续强大,原因就在于此!
如果他们遇到一位杰出的领袖,就能迅速引领他们变得更加强大。就像曾经迫使汉军陷入白登山之围的冒顿单于,接纳了先秦时期的汉人难民,并赋予他们足够的地位,从而使匈奴迅速发展壮大,成为我大汉的心头大患。然而,在汉武帝之后,那些后续的单于都没有冒顿那样的才能,因此再也无法成为我们的对手。
再比如过去的鲜卑檀石魁,依靠汉人的帮助制定了鲜卑的法规,从而成功从匈奴手中夺取了草原霸权,甚至使我大汉也遭受了挫败。然而自檀石魁去世后,他的后代没有一个能挑起大梁,新生的鲜卑部落很快四分五裂。如果不是最近出了个轲比能,鲜卑的存亡还真的是未知数呢。
这就是这些异族部落普遍存在的问题,他们过度信任自己的首领,不会去质疑首领的位置为什么不是自己,最多只是认为谁强大谁就应该当首领。
因此,他们的力量时强时弱。但如果一旦他们启用了民智,产生了独立的思想,那时候,我们就需要用足够的条件和好处来吸引他们,他们自然也会考虑转向我们。”
刘禅的这一席话让张苞和王平二人瞠目结舌,直到此刻他们才知道刘禅的意图和计划。在此之前,不论是听闻还是想象,中原地区对待异族的方法一直都是安抚或消灭——安抚是把他们带到中原,教他们农耕,让他们融入汉族的城市,逐渐消除他们的野性;而剿灭则更简单,一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派兵屠杀,把他们吓得胆战心惊、逃之夭夭,事情就算解决了。
然而,像刘禅这样的想法却是前所未有的,他不仅要从内部瓦解异族,更要启迪他们的民智,让他们自行反抗自己的首领和王。
这事情听起来简直像天方夜谭,但张苞和王平却清楚,并非没有可能。瞧瞧陈胜、吴广,再看看黄巾军的张角,甚至想起自家那个搞出个“我高祖皇帝”的典故。这些可都是明摆着的例子,了解得越多,眼界就越开阔,一旦眼界开了,做起事来也就更大胆,甚至能做出震撼天地的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