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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2章 锦帆兰棹分春去（第2页）

而承守真并不知道这段历史，当然会同意，可主管桥梁维修、迁移的三司知道！所以，理尧夫这才派人去调研，他这是合理的履职！

那么为何三司不同意移桥呢，那是因为三司有理有据，毕竟太宗时之所以移桥便是现在这个位置是利大于弊的，而祥符县提出移桥理由乃是水涨船高，而土桥低矮因此多有船只倾覆实际上是经不住推敲的。

士悦指出历年来此处土桥附近损坏船只五十余艘不假，但是其中相互碰撞的轻微损失占了九成，去岁只有五艘撞到了桥墩上，只有一艘因为来不及伏低桅杆才受损严重，而去岁总共有多少船只经过此处呢？往来船次八百五十余次！

以太宗时桥梁原址事故记录来看，几乎每个月都有船只撞在桥墩上，每年船只与桥梁发生碰撞事故就不下四十起，因此迁移桥梁不是办法，三司提出来的提分流水、不迁桥的建议才是对的！因此提点在京仓草场的官员没犯私罪，顶多是瞒报的公罪！

这番话倒让宣宗皱起了眉头，也反问道，为何这理尧夫不据此力争，上奏陈事呢？

士悦一番话更让宣宗等人陷入沉思，原来上任三司使，在承守真监察御史任上时，便被其参倒了，罪状便是侵占私人宅院田产，而理尧夫才上任不久，更何况理尧夫乃是词臣出身，又是边地军功升迁，论起三司的职司着实不擅长。

而在理尧夫初任三司使时，那时节承守真还是御史任上，时隔参劾上任三司使才三十余日，就弹劾了理尧夫，理由就是尧夫不通三司事，且兄弟同在政府，理应退避让贤，而此事还没个结果，承守真便调任权知启封府事，故而无论御史台、三司还是启封府，难免没有意气之争，实在没有一方算得上中允。

士悦继而说起所谓案情，对于三司是否存在营私舞弊之嫌，士悦断然给了结论，正因为理尧夫履新不久，本着负责任的态度，才没有妄下结论，之所以与那都官员外郎议论此事，实在是这位仁兄在当地居住过，了解当地情形，故而向其咨询，二人素无财利勾结，何从谈起徇私呢？

至于这位都官员外郎与那慎某，不过是租住关系罢了，那慎某也是念其清廉又皆是官身，才拢共减免了数贯租金，只是这点儿蝇头小利就说其收买了朝廷命官，岂不是实在看低了两榜进士的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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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其他人，本来就是职责所在，何来营私之嫌？衙门之间，意见不一致本来就是寻常事，岂有彼此意见矛盾，便指责一方必有舞弊的道理，若是如此一来，朝堂上何人还敢坦诚自己的意见？所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朝廷选擢察官便是以为君父耳目，可监察御史若是有了私心，这才是阻塞言路，蒙蔽君父的罪恶！

如此一来，受伤最重的便是监察御史理砺，而所有人都知道理砺倒了楣，也是一巴掌打在了皇后脸上。宣宗干净利落的推翻了皇后之前做出的裁决，完全采用了士悦的建议，模棱两可的各打了五十大板，而阳攸犹自不足，继续上表弹劾理砺，抨击其迎合上意，毁谤前朝行政、造谣生事，还中伤他人！如此品质恶劣的小人，必须重罚！于是理砺，被罢御史职务，下放任偏域通判。

当然这么一番折腾，理尧夫自然也是不能再在三司使的位置上待下去了，他是以退为进，立刻卷了铺盖卷到地方逍遥去了。而宣宗关于三司使的任命，又咨询起相公们的意见，炎夷益则推荐了一个人，那便是权知启封府的承守真，士悦对此则不知可否，于是宣宗大笔一挥，接连将两任三司使都撵出东京城的承守真就按着流程准备走马上任了，而这时候一位仁兄又蹦了出来。

还能是谁？依旧是阳攸，阳攸与理尧夫不只是相交甚笃的文友，而且两家还是通家之好，于是，承守真的制书还在流程里，一篇《论承守真除三司使上书》，便洋洋洒洒的递了上来。

里面只用四个字足矣，本来就无意于三司使之位，承守真又是个肃直性子，即刻上表自陈坚决不接受任命。

哪四个字呢？

蹊田夺牛！

何意呢？意思是说，种田之人因为别人的牛践踏自己的田地，反过来竟将人家的牛抢走。这话真是歹毒，便是承守真也唯有苦笑了，所谓的“牛”，就是指三司使之职，而“夺牛之人”当然就是承守真。用阳攸的话说，是衷心的希望，承守真可以“执节守义”，“以避嫌疑”，毕竟正所谓“不利于苟得，不利于苟随”，这才是君子所为啊！

说到这里，宗淑总算将惟公所言与父亲的描述，整合到了一起，阳攸这封奏疏之后，承守真便迎来了纷至沓来的各种弹劾，而这背后便是炎夷益、鹤定国、乾惟乔的手笔。

于是承守真罢去了御史中丞的兼任，左迁天章阁待制，兼知谏院，也正是因为少了承守真掌握京城监察与司法职权，这才让守旧派放开了手脚。

八月阳攸所谓的盗甥案发，而九月便是进奏院案发。

说到这里，惟公又来问宗淑，

“这段故事听罢，你又如何来看，且说说庆康新党为何一败涂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