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赵煦得考虑去南海或者什么地方,找个荒岛,作为流放地。
嗯……
土澳就不错,就是太远,没个十年二十年,怕是连土澳的边都摸不到,更不要说去流放犯人了。
苏轼当即再拜:“臣为陛下臣,安能不奉陛下旨意而用心王事?”
“愿请陛下降下德音,以教臣将来之事。”
苏轼只是大嘴巴。
但在追求权力,迎合权力以及靠拢权力这个方面,他与其他士大夫别无二致——也就可能节操高一点,三观正常一点。
尤其是,赵煦公开了他曾在‘先帝要求下立三誓’的事情后。
苏轼比任何人都更想进步!
原因很简单——只要升到宰执,那么,即使触犯十恶不赦的死罪,那么也至于赐死。
这对苏轼这样的人来说,简直是为其量身定做的政策。
只要升到宰执——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乱说话得罪人,连累全家了。
至于第一誓——不以谋逆之外的文字罪人。
其实,这东西的约束力,约等于没有。
确实,官家发誓不以文字加罪。
可皇帝完全可以拿其他东西来罪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对皇帝而言,想搞一个人,还怕没借口?
实在不行,现场造一个罪出来。
谁又敢不服?
只有宰执大臣、三衙大将,纵犯十恶不赦之罪,止于赐死这一条才真正有意义。
赵煦看着苏轼的神色,嗯了一声,道:“卿回任登州后,须得记住,对于高丽来人求援之事,须当慎重,尤其要小心提防,那高丽来人,起二心,生邪胆,将我大宋拖入水……”
“北虏、高丽之争,于朕之言,狗咬狗而已。”
赵煦说到这里,就看向苏轼,道:“卿明白了吗?”
不要看,赵煦在那高丽僧官义天来朝的时候,态度好得不得了。
甚至赐给义天紫袍袈裟,还给了高丽很多大宋宫廷才有的版印经书。
但,外交上的事情,不就是这样吗?
嘴上笑嘻嘻,背后捅刀子!
具体到如今高丽与辽国的战争,赵煦的心态是很奇怪的。
他处在一种矛盾的集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