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回到福宁殿,赵煦都还在得意。
他的父皇留下的奏疏里,也确实有着几分类似的上书。
范纯仁、吕大防、王光祖也确实说过那些话。
原因?
很简单,在大宋兴学是庆历以后的风潮。
地方官上书,除了报告大小事务,很多时候都会请求兴学。
熙宁以来,即使是武臣守臣,也逐渐开始大谈特谈兴学。
因为这是政治正确。
也正是因为庆历兴学、熙宁兴学,大宋天下人口的文盲率,迎来可喜的下降速度。
像唐代那种,连城市居民,都没几个看得懂官府文书的事情在大宋已经不可能发生。
汴京城瓦子里的措大们,甚至能写诗作赋。
调侃起当朝宰执来,更是毫不客气。
像是从前的拗相公,现在的三旨相公,以及未来的司马牛,都是汴京人送给宰执们的礼物。
这些礼物最终跟着这些宰执,一起流传到了后世。
所以,赵煦知道,今天的事情传出去。
天下人都只会称颂他的英明仁圣。
至于被他点名的那三个人?
范纯仁和吕大防,是旧党里的实干派和温和派。
他们对新法的不满,大体集中在青苗法、市易法、均输法、保马法上。
譬如范纯仁从来就不觉得保甲法有什么错,后来他甚至觉得青苗法其实也不错可以恢复。
然后就被那些旧党的激进派,喷的狗血淋头。
吕大防就更有意思了。
实际上到了元祐末年,吕大防与其说是一个在朝堂上的旧党大臣,不如说他是一個看着像旧党,扒开衣服其实里面写着:王荆公门人的新法大臣。
元祐后期,对西贼的用兵和战略,越来越主动,越来越积极就是吕大防主政下的结果。
同时,很多地方重新开始推行免役法,也是在吕大防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下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