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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篇19 宰相的倒台(第2页)

在刘维箴昏迷的一日多里,当然有许多忠心耿耿的臣僚,表现最突出也最关键的,毫无疑问是内侍行首蔡诀,以及大内都指使崔镐。

前者不必多说了,不仅保命,还严格督促御医救治,形影不离地照顾,为挽救刘维箴尽一切努力。

至于崔镐,乃开宝名将、兴平伯崔翰之后,事发之后他只做了一件事,率领大内军牢牢守备宫城、皇城,控制进出,尤其是御驾所在垂拱殿,五百侍卫严密守护,打消了诸多染指企图。

而其余大臣的所作所为,最让刘维箴寒心的,也莫过于王士廪了。如果说其他事项都还有解释的空间,那么他在晚些时候,将太子刘修远从东宫接到广政殿的做法,则使几十年君臣之间再无一丝信任余地。

当然,君臣之间所谓的心心相应,本身就是一种十分脆弱的东两,其中也必定存在有关政治利益与形势的内在逻辑。

而那套“逻辑”,从刘维箴醒来,并了解到在他昏迷期间帝国大臣们都做了哪些事后,便开崩溃了。

对王士廪的举措,刘维箴说了这样一句话:“当初扶立了一个皇太孙,如今还欲扶立一个皇太子?朕还没死!”

这句评价,也宣告了王士廪政治大厦垮塌的开始。

作为帝国皇帝,哪怕是刘维箴这么个人,一举一动都对朝局政情有着重大影响。在他恢复意识后,京畿之内的风波在短时间内全部平息,一切又仿佛回到之前的样子。

当然,那只是一种错觉。经此一“劫”,心态发生巨大变化的刘维箴,也让帝国政局迎来一个重大转折,而朝野内外反复酝酿了三年多的政潮暗涌终于迎来一场彻底的爆发。

从正统二十四年二月开始,朝中再度爆发出针对“相党”的集体攻讦,从宗室到外戚,从勋贵到大臣,纷纷上表弹劾。

这样的情况,在过去三年并不少见,但此一次显然要更为特殊,不只是规模,一些从未冒头的勋臣老贵也开始展现其攻击性。

而王士廪此次,再也平息不了,因为他丧失了压制众臣群贵的实力。在朝堂喧器之际,皇帝刘维箴拖着病体,于垂拱殿坐朝问政,听取大臣们奏报。

帝国的行政权力中心,便从广政殿重归垂拱,皇帝此举,自然使王士廪大为尴尬,而群臣态度热切,行动踊跃。

而刘维箴升殿议事,议的当然不是政务兵事、军国大事,他既没那个能力,也没那个经验,但他是大汉皇帝!

在听取了大量关于尚书令及其党从的弹劾之后,刘维箴开始了动作,以宰臣中书侍郎萧偃权刑部尚书、都察使王弘范、大理寺卿魏景渊,率三司臣僚,对一应弹劾、举报人与事进行调查……

这个决定意味着什么,于朝廷内部那些真正的大佬,于那些对帝国政治格局有着深刻理解的人而言,可谓深悉其妙。三名重臣之间,最大的共通处,便是出身勋贵,无不有一个风光显赫的祖宗。

于是,更大规模的行动开始了,一步一步,群起而攻。

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又一桩“武德使之死”的疑案,时任武德使的郑旷暴毙于广府中,皇城司的间探们则大肆活动。

半个月间,几十名相党与疑似相党的官僚受到调查,其中有些官员甚至直接被捕下狱。面对这种情况,王士廪这棵参天大树,却连一点风雨也不能遮挡了。

当然,王士廪不是没有尝试挽回,只不过,自刘维箴苏醒之后,他仅同群臣一起觐见过两次,后面连面都见不到了,每次前往都被蔡诀挡驾:官家正忙于国事,不便接见王相公。

一直到吏部尚书毕光琳被皇帝以结党、渎职、逾制、乱法、营私等十项罪名下诏狱。

此诏一下,满朝轰动,而“倒王”事业的大局也基本奠定。毕光琳的身份也不一般,并非因其祖上乃开宝、雍熙名臣毕士元,而因他作为王士廪的姻亲,属于“相党”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当毕光琳被拿下了,局势还不够明朗吗?王士廪还远吗?

到这个关头,王士廪也彻底醒悟过来,就像30多年前辅助刘维箴夺嫡时那般聪敏,洞察局势。他没再做其他多余的动作,而是主动上表请辞,欲以年高致仕,寻求一个体面。

可以,对其辞呈刘维箴选择留中,而不表态就是最明确的态度了。

事实上,因为王士廪之事,朝廷上层权贵官僚之间的矛盾已经十分深竣了,朝野内外的怨言,可不是能够轻易平息的。即便刘维箴能稍抬一手,其他人、势力也不可能轻易罢体。

一直到正统二十四年三月初九,已经闭门在家七日的王廪,终于被一些来自宫内的宦官、侍卫带走,府邸也被查封。和毕光琳一样的套餐,下诏狱,但罪名可就多多了,足足罗列了二十七条。

尚书令被狱,从大汉帝国的历史帷度来看,都是一件极其少见并且严重的政治事件。而由此开始,一场自上而下、由内而外对王士廪党从势力的清算,也迅速展开,在缺乏分寸与尺度把握的情况下,更进一步地伤害着帝国的政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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