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会不会迫使他们开战?”
“也许会。总统对维希政府允许日本人在印度支那设机场驻军队的密约得想个办法。在这件事上,西贡是通向马来亚和爪哇——还有澳大利亚的现成有用的跳板。”柯比慢腾腾地装上烟斗。“罗达好吗?”
“除了对新房子里乱七八糟的麻烦事发发脾气外,别的都好。”
科学家嘴里吐着蓝烟,又说:“现在我们到底要日本干什么?”
“停止侵略,退出印度支那,退出中国大陆,取消满洲国的丑剧,让满洲自由。”
“换句话说,”柯比说“放弃一切成为列强的希望,没有人打他们,也得承认军事上的失败。”
“我们可以在海上打败他们。”
“我们有军队去把他们赶出亚洲吗?”
“没有。”
“那么我们有那么厚的脸皮,命令他们滚开吗?”
帕格垂下脑袋,皱起浓眉看着柯比。潮湿的天气使他头痛,而且他又十分疲乏。“你瞧,柯比,狂热的军阀在那里管事。那是用工业武装起来的东方武士。如果他们跳出来,赢得了东南亚,你就在太平洋里有了个黄脸的德国。它有无穷的人力,还有世界上大部分的橡胶和石油。在可能的时候,我们得运用策略。在必需的时候,我们得打仗。总统的冻结命令就是一个策略。也许他会和他们订个什么密约。”
“安抚政策,”柯比说。
“对了,就是安抚政策。我们已经给他们装运石油,一直在安抚他们,只要他们不向南进攻,不在背后攻击俄国。我看总统是在一天天、一星期一星期地小心谨慎地摸索道路。”
“为什么他不对德国宣战?”柯比说“为什么对护航问题老是拿不定主意?一旦俄国垮台,抑止希特勒的最后机会就没有了。”
“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罗斯福不对德国宣战,先生。”那个出租汽车司机没有回头,就用粗嗄的、好脾气的南方口音说。
“噢?是吗?”柯比说。
“因为如果他想这么干,他就会被弹劾,这就是原因,先生。他知道得很清楚,美国人不会为了救犹太人而去打仗。”他转过头来,友好的胖脸快乐地笑着,蓝眼睛在闪光。“我没有偏见。我没有偏见反对犹太人,我也没有偏见支持他们。让美国青年为他们去送死还犯不上。这不算不合情理吧?”
“你还是注意开车吧,”帕格说。司机不吭声了。
“这是个好地方。”柯比说。他们是在后面的门廊上,帕格正在倒马提尼酒。这房子坐落在一个小丘顶上,下面是一片平滑的草地和一条长满野生树木的峡谷。一阵带着潮湿树叶和泥土气味的清风吹来,使门廊下很凉爽。
“罗达喜欢这地方。”他们默默地喝着。
“那出租汽车司机怎么样?”柯比说。
“他嘛,他不过直说了而已。这在参议院里经常讲,全是空谈。”柯比的杯子喝干了,帕格马上给他倒上。
“谢谢,帕格。这几天我有些特别的感受。我开始怀疑,我们人类,就象我们都知道的,也许完不成工业革命。”
“我这一天也过得不好,”帕格说;这时,这位科学家点起了烟斗。
“不是的,”柯比说,慢慢地把手里的一根粗火柴挥灭“我来解释一下。我想到,我们人类的习俗,我们对正确与错误、好与坏的概念,在古代还没有机器之前,就发展起来了。也许德国人和日本人真正很好地适应了新的环境。他们的成功,说明了这一点。他们的对手的倒台和覆灭,也是证明。也许我们会有一个达尔文式的社会变化。也许独裁统治最适合都市的机器生活——手执武器的老板们,根本不讲慈悲或正直,他们用恐怖维持秩序,动不动就撒谎、杀人,这是每天的政策。不过,大部分机器还不满一百年。飞机还不到四十年。民主仍然是一种脆弱的试验。”柯比停下来把杯子喝干。
“你把日本人叫作工业武士,说得贴切。他们自己饿肚子,把国家搜刮干,来买机器,造机器,然后不知从什么地方跳出来,跳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纳粹或者武士道的思想,在一个变化中的世界也许真是更有道理。也许我这只是酒后之言,壶里还有酒吗?”
“有的是,”帕格说着,给他倒上酒“里面还更多。现在我觉得好些了。在这个门廊上真舒服。”
“的确不错,”巴穆-柯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