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谢谢。我摸回我的住处去,离这儿不远。”
帕格坚持要他上去,斯鲁特跟着亨利走上阴暗的楼梯,到了阁楼上的一间小房间。“我不象塔茨伯利那样值钱,”他说。
“塔茨伯利是苏联能得到的最好的宣传家。”斯鲁特说“我想他们知道这个。”
帕格打开箱子的锁,拿出一个狭长的公文包,又打开锁,从里面找文件。
“我希望你能懂得,”斯鲁特说“这些锁毫无作用。箱子里的所有东西都已经拍了照。”
“是的,”维克多-亨利心不在焉地说,他拿出一封信放在口袋里。“你要稍稍睡一会儿吗?请你再呆一会儿。有事情要做。”
“啊?”由于他对亨利新增长的尊敬,斯鲁特二话未说,就往硬的窄床上一躺,床下的弹簧发出吱吱格格的声音。他的脑袋还是晕晕乎乎的,看电影时那些影子似的服务员不断给他添香槟酒,他喝多了。接着一阵打门声使他清醒过来。维克多-亨利站在门口正和一个穿黑色皮上衣的人说话。
“好,我们就来,”他用带着难听口音的俄语说“一分钟。”他关上门。“你要不要洗一洗,莱斯里?我愿意你跟我一起去。”
“去哪里?”
“回克里姆楚宫。我这儿有一封哈利-霍普金斯给权势人物的信。我原来想不一定能面交给本人,现在也许有可能。”
“上帝,大使知道这件事吗?”
“知道。斯坦德莱海军将军带给他总统关于这件事的一张便条。我想他很生气。不过他知道这件事。”
斯鲁特坐起来。“生气!我想当然会这样。霍普金斯先生有他自己的一套办事方法,这是很古怪的,亨利上校。任何人都不应该不直接通过大使去见一个国家元首,你是怎样安排的?”
“我?与我无关,我受人调遣而已。霍普金斯要把这个作为非正式的私人信件交给斯大楚,要不然就算了。如果你处在我的地位,也不会去和哈利-霍普金斯争论。我知道他已和奥曼斯基说过。要是这使你的处境尴尬的话,我想我就一个人去。那里能找到翻译。”
斯鲁特从各个角度来考虑这件不寻常的事——主要从他自己在职业上自保的角度来考虑——开始在发黄的贴墙镜前面梳理头发。“我要给大使写一个书面报告。”
“当然。”
在一间屋顶很高、灯光阴暗的长屋子里,墙上挂着一排地图,斯大楚坐在油漆的会议桌的一头,在他面前的一条绿布上放着一堆文件。独裁者手边一个石头的烟灰缸里装满了烟头,说明从宴会送走客人回来后他一直没有停止工作。他现在穿着一套粗咔叽制服,显得很松垂宽大,他看来很疲倦。他经常的英文翻译巴甫洛夫坐在他身边,这是一个瘦削、苍白、黑头发的年轻人,有着一种聪明而小心翼翼地顺从的表情。这间大屋子里没有别人。当穿制服的礼宾官把两个美国人请进去后,斯大楚站起来,和他们握手,默默地做了个优雅的手势请他们在椅子上坐下来,带着询问的目光看着亨利上校。
亨利交给他一封信以及一个用发光的蓝纸包着的圆盒子,用英语说:“主席先生,我还是不要再用我糟糕的俄语来使您难受的好。”斯大楚小心地用裁纸刀拆开白宫的信封。斯鲁特翻译后,斯大楚稍稍侧着头,用俄语说:“请便吧。”他把单页的手写的淡蓝信纸递给巴甫洛夫,信纸上角印有白宫字样。
当斯大楚拆开盒子时,帕格说:“这是霍普金斯先生跟您谈起过的他儿子很喜欢的特等的弗吉尼亚烟斗丝。”巴甫洛夫把这一句以及后来美国上校说的每一句话都翻了过来,不仅又快又精确地传达亨利说的每一个字,有时候连语调也传达出来了。斯鲁特沉默地坐在那里,不时点点头。
斯大楚在手上转着蓝色的铁罐,说:“难得霍普金斯先生还记得我们偶然闲谈中提到的烟斗丝。当然,我们苏联也有很多好烟斗丝。”他的手用劲迅速扭开了铁罐,好奇地细细观察了厚封的铅皮,然后用修剪得很漂亮的手指划开了封皮,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烟斗。“现在你可以告诉霍普金斯先生,我已经尝了他儿子的烟丝。”帕格懂得斯大楚这句简单的俄语,其余的他就跟不上了。
当巴甫洛夫大声翻译霍普金斯的信时,斯大楚装满了烟斗,用粗火柴点燃起来,喷出一口芬芳的蓝烟。象沉思似的静默了一会以后,独裁者转过含蓄无情的眼光,对着维克多-亨利开始讲话。每讲三四句就停一下,让巴甫洛夫译成英文。“霍普金斯先生这封信是很奇怪的。我们都知道美国一年生产几百万各种式样和类型的汽车,包括奢华的、机器复杂的大型汽车,类似卡迪勒克轿车等品种。那么,生产登陆艇还有什么问题呢?登陆艇是一种装甲的平底船,有小型的简单发动机。显然你们要生产多少就能生产多少,肯定英国已经有了很多这样的船。我不大明白霍普金斯先生所说的,这就是现在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真正障碍。”
帕格-亨利从皮包里拿出登陆艇的草图和生产目录。“各种类型必须从头设计而加以制造,主席先生,以便适应在坚固防御的沿海登陆。我们计划最迟在一九四二年年中投入大量生产。这些材料或许可供参考。”
出乎意料,还没翻完,斯大楚就发出一阵短促刺耳的笑声,然后对着维克多-亨利开始很快地用俄语讲话。斯鲁特和巴甫洛夫赶快记下要点,独裁者的话一停,巴甫洛夫接着就用斯大楚生硬的讽刺语调翻译。“这很好!一九四二年年中。不幸的是现在是一九四一年十月。要是希特勒能等到一九四二年年中多好!但是我们不能指望这个,那么现在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我把哈利-霍普金斯先生”——斯大楚说的是加利-科普金斯先生——“作为一个朋友和一个聪明人,他不知道只要英国人现在能发动不管什么样的攻势——如果他们没有更多的力量,只要动用几个师的兵力就行——可能对战局起决定性的作用?德国人的后备力量很薄弱,只有几个象征性的师在法国沿海。他们把全部兵力都投入跟我们作战。西方的任何行动都能使他们停下来,把这里起决定作用的那部分力量撤走。”
当译员翻译时,斯大楚心不在焉地用红墨水在一个灰色的白纸便条本上画一只狼。
维克多-亨利说:“主席先生,我受命回答任何关于登陆艇的问题。”
斯大楚用手背推开了帕格-亨利放在他面前的材料。“登陆艇?但这是一个决心问题,而不是登陆艇问题。不管怎样,我们会研究登陆艇的事。当然我们也有在设防的沿岸登陆用的工具,也许我们可以租借一些给英国。在一九一五年,当时军事武器比现在原始,丘吉尔先生仍然有办法使一个大部队在离开英国几千英里的加利波利登陆。也许他经历了这一次之后有点胆怯了。但近几年来,有一百多万日本人在中国登陆。这些人当然不是在寒冷的海水里游过去的。所以很显然,问题不是在登陆艇,而是肯不肯下决心。我希望哈利-霍普金斯先生能利用他的巨大影响,促使现在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因为反希特勒战争的战局可能靠他来扭转。我没有更多可说的了。”
在翻译他的话时,独裁者用几笔很快地画完了那只狼,接着又画一只伸着舌头露出利牙的狼。他带着不常见的象照片上那样的亲切的笑容,转换话题,问道:“在这里过得好吗?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吗?”
维克多-亨利说:“主席先生,我曾经在德国和英国担任过战时军事观察员。霍普金斯先生要我有机会到前线去看看,给他一个目击情况的报告。”
听到“前线”两个字,斯大楚摇了摇头。“不,不。我们有责任保证我们客人们的安全。在战争的现阶段,我们不能这样做。万一出个意外,霍普金斯先生不会原谅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