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杰西,开始干吧,好好干。
杰西等了一会儿,可是没别的东西了,露丝离去了,至少暂时走了。她又睁开了双睛,然后慢慢地将头朝前伸去,那卷起来的卡片从她嘴里伸出来,像罗斯福总统的烟嘴。
求求你了,上帝,求你让我成功吧。
她的吸管替代物滑进了水中。杰西闭上眼睛吮吸起来。有一会儿啥也没有,她脑子里升起一片失望。接着,水便注满了她的口腔,凉爽、甜润,就在口中。她惊愕得进入一种狂妄状态,要不是她使劲噘着嘴咬住那卷起来的杂志订阅卡,她会感激涕零的。实际上,她只能从鼻子里发出模糊不清的声音。
她吞咽着水,感到水就像液体的绸缎覆盖住了她的喉咙,接着她又吮吸起来。她就像饥饿的小羊羔吮吸母羊的奶头一般,旁若无人地猛吸着。她的吸管远非完美,吸上来的不是均匀的水流,而是时断时续,时大时小。而且,她吸进管里的大部分水又从不完善的封口及折叠部分溢了出去。在某种程度上,她知道这一点,能听到水像雨点一样拍打着床罩。然而她依旧心存感激,热诚地相信,她的吸管是妇女思想中产生的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此刻,从她已故丈夫的水杯中喝水是她一生的极点。
别把水都喝完了,杰西——留点以后喝。
她不知道这一次说话的是她幽灵伴侣中的哪一位,这也无关紧要,这是条很好的建议。一个十八岁的男孩,和女友狂热地爱抚了半年之久,你却告诉他这女孩是否最终愿意和他xg交无关紧要,这同样是个好建议,如果他没有避孕套,他就应该等着。她发现,有的时候,不管建议多么好,却又不可能采纳这个建议。有时,身体会挺身反抗,抛却所有的好建议。而且,她还发现了——屈服于那些简单的身体需求会是一种难以言传的舒心事。
杰西继续通过那卷起来的卡片吸水,她将杯子倾斜着,保持水面漫过那个浸湿了的、走了形的紫色东西的末端。她脑子很清楚,卡片比先前漏得更厉害了,可她已疯狂得不能停下来等着它晾干,只能继续吸水。
等她意识到她吸上来的只是空气时,已这样空吸了几秒钟。杰罗德的杯子还剩有水,可是,她的吸管替代物的末端却再也够不着水了。在这卷起来的插页卡片下方,床罩已濡湿变成深色了。
可是我能得到剩下的水。我能。如果说,开始我需要抓住那恼人的杯子时,我能把手向后不自然地多弯曲一点的话,我想,我就能将颈子向前多伸一点,来得到最后的几口水。你认为我能做到吗?我知道我能。
她确实知道,以后她可以测试这个想法。可是现在顶楼的白领们——那些有着所有明智见解的人们——又一次从那些操纵机器的劳工们和商店管理员们手中夺走了控制权。
叛乱结束了。她的干渴远远没有消解,但是她的喉咙已不再跳疼,她感到好受多了——精神上和肉体上都是如此。她的思维敏锐些了,见解也稍稍明智了一些。
她发现,她为留下了杯中最后的一点水感到高兴,通过漏水的吸管再吸两口水也许没什么差别,是继续被铐在床上呢?还是自己独立找到办法摆脱这种困境呢?毕竟,夜晚就要降临,她的丈夫躺在附近死了。看上去她就像是在外面野营。
这幅画可不太美,特别是再加上一只野狗和她一起野营。可是,杰西发现自己仍然越来越困了。她试图想些理由来抵抗渐浓的睡意,却找不到很好的理由。甚至想到醒来后胳膊会一直麻到胳膊肘,似乎也没有特别的说服力。她可以简单地活动活动,直到血液再次欢流,那样不可能舒服,但她对自己这样做的能力毫无疑问。
而且,你睡着了的时候也许会得到个想法,亲爱的。伯楚格姆太太说。书本中总会发生那样的事儿。
“也许你会的,”杰西说“毕竟,到目前为止,你已经有了最好的想法。”
她让自己躺下来,用肩肿骨卷缩起枕头,让它尽可能向上地靠在床头。她的肩膀疼痛,胳膊(尤其是左胳膊)跳疼着,刚才她的肚子用力支撑着上半部身体使劲前倾,通过吸管喝水,现在肚子上的肌肉还在颤抖可是,真奇怪她还是感到满足,心安理得。
满足?你怎么能感到满足呢?毕竟你的丈夫死了,而且你起了部分作用,杰西。假如你被别人发现了,假如你获救了会怎样呢?你可考虑过,不管是谁发现了你,情况在他看来会是怎样的呢?你想,就这件事而言,在梯嘎顿警官看来会是怎样的呢?你认为他会花多长时间才决定去给州警官打电话呢?三十秒?也许四十秒?在这乡间,他们想问题要缓慢得多。难道不是吗——也许要花他整整两分钟时间。
对那些情况她无可争辩。这是真的。
那么,你怎么能感到满足呢,杰西?有这样一些事情笼罩着你,你怎么可能就感到满足呢?
她不知道,可是她确实感到了满足。夜晚,狂风夹杂着冻雨从西北吹来,而她此刻的安宁感就如同在寒冷的夜晚里拥有羽毛绒被一样暖和。她怀疑这种感觉主要来自于纯生理上的原因:如果你口渴极了,显然半杯水就有可能使你晕头晕脑了。
然而,还有精神方面的因素。十年前,她很不情愿地放弃了一个代课教师的工作,她最终是屈服于杰罗德坚持不懈的(也许“无情的”是她真正想要的字眼)逻辑推理。
到那时他已差不多每年挣到十万美元,和这相比,她的五至七千美元年薪看上去实在是微不足道了。事实上,付税时这也真是烦人的事。那时,国内税收人员四下探寻着他们的经济收人,想弄清别的收入在哪里。
当她抱怨他们可疑的行为时,杰罗德看着她,表情里混杂着爱与恼火。那种表情不完全是说你们女人怎么总是这么傻——再过五六年这种表情才会开始定期出现——但是已接近这种表情了。他们知道我挣多少钱,他告诉她。他们在车库看到两辆大德国车,他们看到了湖边别墅的照片。然后,他们看着你的纳税表格,看到你在为他们认为是零花钱的工资而工作着。他们不能相信——在他们看来这是假的,是为别的事打掩护——所以他们四处打探,寻找什么事情。他们不像我这样了解你,就这么回事。
她无法向杰罗德解释,代课合同对她意味着什么也许是他不愿听。不管是哪种情况,事实相同:教书,即便是部分时间去教,也以某种重要的方式使她感到充实。杰罗德不理解那一点。他也无法理解那个事实,即:代课形成了一座桥梁,连接了她在共和党混合聚会上遇见杰罗德之前的生活。那时,她一直是瓦特维尔中学的专职英语教师,一个独立谋生的妇女。她深受同事的喜爱与尊敬,而且不依赖任何人。她一直无法解释(或者说他一直不愿倾听),放弃教学——即便是那最后一次的代课,如何使她感到悲哀、茫然,从某种角度来看她成了无用的人。
那种无方向舵的感觉——也许因为她没有能力受孕引起这种感觉,她决定不签字交回代课合同也使她产生了这种感觉。一年多以后,这种感觉便从她的大脑表层消失了。
然而从来没有完全从她内心深处消失,有时,她感到这对她来说像个陈词滥调——年轻的女教师嫁给了成功的律师。他已声名远扬,处于三十岁这样一个微妙的年龄(用行话来说是这样的)。这个年轻的(嗯,相对说来年轻)的妇女,最终步入了中年那个众所周知的迷惑之宫,她四下打量,突然发现自己孤身一人——没工作,没孩子,只有个丈夫。而丈夫的注意力几乎完全集中于(人们会说固定于,那样说确切,同时却不友好)在那个虚构的成功阶梯上攀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