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诉你,她跟她的司机关系暧昧,我的最亲爱的。这你不用怀疑。”
餐桌上的交谈
三个仆人极其礼貌地端上肉、蔬菜、米饭和色拉。
“幸福的特拉博夫妇,”梅丽娜-泰奈多斯对我说“这才像仆人。对这些手下人可以信任。可我们我请您想想,冰箱放在钢琴后面,为了不遭仆人谋害,床头柜上放一把手枪!”
“是啊,这真是太可怕了。”我说。她严肃地点头,我又感到昂热拉的鞋尖在踢我的鞋。还从没有哪一个女人这么做过。它快让我半疯了。昂热拉这时正跟她的右邻保尔-泽贝格交谈。
“您听我说!”昂热拉叫道“泽贝格先生讲得实在太有趣了。”
桌子上安静下来了。甚至连约翰-基尔伍德都抬起了头。他几乎什么也没吃,只是一个劲儿地喝酒。他似乎喝酒喝清醒了。
“美国在智利的圣地亚哥举行了一次促进贸易和发展的会议。”泽贝格解释说“我去出席了。当这里的这桩不幸发生时,会议正开到高潮。我直接从智利飞到了赫尔曼夫人身边。可先前我在会议上听到了一大堆发言,也包括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主席的发言。看来必然会跟这些人争执起来——主动地开展辩论。”
“跟工会?”梅丽娜-泰奈多斯惊骇地问“主动地?”
“安静。”她丈夫说。
“他们想干什么?”约翰-基尔伍德问,清醒得令人吃惊。
“好了,”那位风度翩翩的保尔-泽贝格说,讲着一口不带口音的法语“正如主席强调的,工会看到跨国公司对他们行使权力构成了相当大的危险。他们搞的是国际性的资本操作。”
“不然他们应该如何操作呢?”萨冈塔纳嘀咕说。
“那不是操作,”泽贝格说“发言人解释说,危险在于这些跨国公司自以为不必对某个国家保持忠诚。他们可以逃避一种民主的控制,不管是什么形式的——也逃避任何社会责任。”
“这可是每个国家内部工会的事。”法比安说,笑望着手端一只盘子站在他身后的那位仆人“不,多谢,我什么也不要了。”泽贝格接着讲:“我可不在乎被怀疑为工会的代言人”
“那您是为什么呢?”比安卡-法比安叫道。
“住口吧。”她丈夫咕哝说。我望望比安卡。她的衣服确实开口太大了。
“我只是简单介绍,”泽贝格平静地说“请原谅,夫人。我自有我自己的想法。我们不再是生活在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世界在剧变。工会将不顾一切。我担心,如果我们不能跟他们协商,他们会赢。”
“只要工会的领导大人们还是腐败的,”比安卡-法比安说,粗俗地笑着“这就不难。咱们饭后还去赌场吗?”
仆人们再倒香槟。基尔伍德得到了一满杯威士忌。蜡烛轻微地颤动。
“当然了,咱们去赌场,比安卡。”泰奈多斯说“可工会并不腐败,一点也不。泽贝格说得对,得跟他们协商。”
“那你们直接跟魔鬼协商好了。”约翰-基尔伍德说。
“约翰,”托威尔生气地说“您不仅是个醉鬼、傻瓜,而且是一个没有节制的、血腥的傻瓜。我们真的要等到事情让工会言中吗?”
“这正是我要向你们提的惟一的问题。”泽贝格说“为此我讲了圣地亚哥的事。我请求原谅,如果我让夫人们感到无聊的话。”
“我总是同样的赌法,零和左右的两个邻居加二十九。”比安卡-法比安说。她现在微微有点醉意了。
“明天上船!”帕斯卡勒越过桌子向我耳语说“你们看上去美极了,你们俩。”
“帕斯卡勒,请别再这么讲。”昂热拉说。
帕斯卡勒笑了笑。
“昂热拉脸红了!真正红了!她还能脸红!但愿我也能够。哎呀,老天,我最后一次脸红是在什么时候?”
我又感到昂热拉的鞋尖踢到我的鞋上。